山东理工大学焦桂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五代经学史”（项目批准号为：13叠窜厂01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韩宏韬、柏秀叶、马宏基、丁红梅、俞艳庭、甘良勇。
一 研究的目的意义
唐五代不仅是旧经学的集成，也是宋明理学创新的基础，在中国经学史链条中具有真正的承前启后意义。由于该时期经学着作的大量亡佚、研究资料的零散匮乏、现存经注的研读难度等，此前对这一段经学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历史发展轨迹尚未勾勒清楚，大量经学家及经学着作还没有被充分发掘、深入研究，对唐代经学的特色、贡献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有鉴于此，迫切需要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形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唐五代经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缺。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对唐五代经学的发展轨迹、着述情况及总体特色、对唐五代经学的传播渠道、对唐代崇道对经学的影响、唐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唐代经学风尚的嬗变以及唐五代标志性经学成果达到的高度、唐五代经学对宋代的影响等有了较为清晰且宏通的认识，为清晰起见，先述唐代，后述五代，以唐代为主。
（一）唐代经学以太宗、玄宗、文宗时期最为发达
唐代经学并非持续发展，以太宗、玄宗、文宗时期最为发达。
高祖在位九年，自京师至州县设置官学，又承隋之制设科取士，其崇学尊儒为唐代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太宗在位二十叁年，经学之盛，为有唐之最。其令颜师古编《五经定本》、孔颖达纂《五经正义》，实现了经书文字、经义的统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空前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他不但弘扬儒教，而且亲自注经，所注《孝经》进入十叁经注疏系统，名垂青史。
玄宗于经学尤可注意者，是其对唐代经学风尚变迁之影响。玄宗以帝王之尊，疑经改经。其改《洪范》之“颇”为“陂”，改《礼记·月令》篇次、内容，诏卫包改《尚书》古文为今文，删削变乱《大学》《孝经》章句次序，组织群臣对《子夏易传》之真伪、《尚书》孔传、郑注之优劣、《孝经》郑氏注是否为郑玄所注等进行讨论。这些举措的共性是在帝王的率领下开始质疑此前顶礼膜拜、不敢妄加评判的经书，其意义在于激发了当时及此后学者对经书的批判意识，这对唐代疑经改经风气的形成至关重要。
代宗幼而好学，尤专《礼》《易》，在位十七年，力倡儒术，令张参校定五经文字，影响深远。蔡广成、啖助、赵匡、施士匄等一批“异儒”活跃在代宗大历年间，故该时期也是唐代经学风尚嬗变的形成期，于经学史之意义不容忽视。
文宗好经义，重儒臣，接受郑覃建议，继汉熹平石经、魏叁体石经后刻成开成石经，纠正讹谬，有功于经典文字。
唐代其他时期，经学式微。导致式微的原因主要是帝王轻视、社会动荡两端。前者如高宗尚吏事，重文轻儒；武后矜权变，不能重用经学人才；中宗尚文华，儒学忠谠之士不得晋用。后者如肃宗在位期间干戈未定，虽诚心招贤，却难见成效；文宗之后国势衰颓，经学难以复振。综观唐代经学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帝王的好恶、政权的分合、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等因素都与学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二）统一是唐代经学的突出特征
唐代经学是从南北朝走过来的，与南北朝长期分裂导致南北经学风尚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唐代国家统一，经学也走向统一。统一是唐代经学的突出特征。由官方组织编纂、整理、诠释的《五经定本》《五经正义》、开成石经等都是为实现经学统一而采取的强有力手段，是唐代经学显现的新气象。
唐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撰为定本，颁行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颁布实施，每年明经准此考试。《五经正义》是唐代经学义疏派的代表作，也是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派经师着作的一大总结。其后，贾公彦撰《周礼注疏》《仪礼疏》，杨士勋撰《春秋穀梁传注疏》、徐彦撰《春秋公羊传注疏》，合称九经义疏。唐文宗太和年间，九经之外增加《论语》《孝经》《尔雅》，合为《十二经》，刻石于国学。经过唐人的努力，经学统一的使命基本得以实现。马宗霍先生云：“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
（叁）唐代经学着作不丰，但有高度有特色
调查发现，唐代叁百年，产出的经学着作有二百叁十种左右。因亡佚严重，为后人所知者唯九经义疏、《周易集解》及啖赵学派的少数几种着作。仅仅依靠现存着作，难以构建唐代经学史。
笔者通过对现存着作、佚文的深入研究及对文献所载唐人久佚经学着述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悉心爬梳，对唐代经学着作的整体风貌有了基本把握，认为唐代经学着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既有高度，又有特色。
九经义疏集南北朝经学成果之大成，在文字训诂、名物阐释、礼制疏解、经义阐发、思想诠释、教化功能诸多方面均达高峰，诠释的细密、深入、宏通前所未有，且至今难以逾越。但九经义疏的高超水准也使后来者难以企及，故此后的其他唐人着作或以校补义疏为务，或以追求新见为主，在九经义疏的耀眼光芒下，相形见绌。史徵、东乡助、毕中和、邢璹等的《周易》研究就是对《五经正义》的阐发、补充、完善、纠正，而唐玄宗、韩愈、啖助、赵匡等对经传的质疑、批评，则走上了质疑传统认知、疑经改经、舍传求经之路。
该时期《周易》及《春秋》学研究相对兴盛。这是因为《周易》富含哲理，诠释空间较大；又有象数、义理两派，诠释角度较多。该时期叁传综合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通状态，学者们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叁传的牴牾，开辟出评判优劣、分析是非、推求圣人之旨甚至舍传求经的新路径；而安史乱后的社会现实激发了学者们的致用精神，藉《春秋》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以啖赵学派为代表的《春秋》学研究者新的学术追求。
该时期出现了文人撰、注经学着作的现象，比如王勃有《周易发挥》、刘禹锡有《辨易九六论》、韩愈有《论语注》、李翱有《易诠》、韩愈李翱合撰有《论语笔解》等。文人的经学修养不但使其文学作品染上经学色彩，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经学的文人化，这是唐代经学的鲜明特色。但因文人的经学功力毕竟有限，也使其难以沿着东汉以来的古学路子阐释、研究经学，他们的解说往往缺少扎实的依据，偏向阐发己见，也不乏主观臆说，与传统章句之学迥异。笔者认为，文人化经学或者说经学的文人化也是导致唐代经学风尚变迁的原因。
（四）唐代经学的传播渠道以官学为主
与汉至隋官学、私学并重，师承、家学绵延不绝，在经学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太一样，唐代经学的传播主要依靠官学系统，官学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私学虽也受到鼓励，与官学并存，是官学的补充，但相对式微。
考察发现，从南北朝走过来的唐初经学家王恭、马嘉运、张士衡等尚能沿袭前朝风尚，以私人身份讲经授徒。但此后见诸文献记载的、居于乡里的传经者极少，说明民间经师稀缺，其传经之功、经学贡献也极为有限。即使唐代中晚期官学衰颓，私人讲经之风也并未兴起。因此，官学是唐代经学传播最重要的渠道。官学的权威地位，保证了士子学习内容、思想塑造的统一性，但也限制了经学研究的个性化、多样化，制约了其可能延伸的长度与高度。
（五）唐代科举与经学关系密切，但对经学贡献有限
调查显示，在朱彝尊《经义考》着录的有姓名可考的110余位经学家中，科举出身的有20多人，科举与经学的关联不言而喻。但就科举取士的人数之多与其产出的经学家及经学着作相比较，这个数字又是渺小的。
唐代科举考试设常科与制科，考试内容均与经学关系密切。常科以进士、明经为主。明经有五经、叁经、学究一经，有叁礼、叁传，有史科。考试形式以帖经、墨义为主。进士科也考帖经。制科中有不少科目也是直接考核经学，如“明一经以上”“经学之士”“经学优深”“经术通博”“学艺赅博，业标儒首”“明叁经通大义，抱一史知其本末”“精究经术通该古今”等。即使在取得科举出身参加吏部诠选时经书仍为主要考核内容，其中有叁礼、叁传、五经、九经等。由此可见，在科举考试和吏部诠选中，经学对士子非常重要。因为科举考试与吏部诠选关系着士子的前途命运，其考核内容对士子也就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科举考试直接拉动了《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产生，其对儒经的考核激发了士子的习经热情，促进了经学的传播与普及。但科举考试旨在为国家选拔粗通儒经的各级官吏，并非培养专门的研经人才，科举人才为该时期经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因此也是有限的。
研究发现，无论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士人走上仕途后从事经学活动者很少，其活动主要包括任职于中央各学馆，担任各级生员的经学教育工作；供职于太常寺，参与朝廷仪注的讨论与制定；纂修官方经书或从事私人着述等。无论哪个层面，因为从业人数的有限，致使其对经学的普及、传播、研究产生的影响也极为有限。
值得重视的是，通经的进士科人才如刘轲、韩愈、李翱、柳宗元、皮日休等对《孟子》《大学》《中庸》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代诸书之升经；进士科人才的经学活动也推动了唐代经学风尚由恪守传统章句注疏向疑经惑古的逐渐递嬗，促进了唐学向宋学的转关。
（六）唐代道家思想对经学影响甚微
唐代尊老子为先祖，高宗时期已将《老子》纳入科举考试。玄宗崇道尤厉：亲为《老子》作注，并令元行冲做疏，颁示天下；置崇玄学，设博士、助教、生员，令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旨在培养、选拔玄学人才参政。唐代还出现了道士参政的特殊现象。
研究发现，唐代尊崇老子，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对经学影响不大。《五经正义》《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等书中虽有援引道家学说者，但数量很少，或为注文所引《老》《庄》说标注出处，或对引文进行校勘，或偶引《老》《庄》说阐释经注。与魏晋南朝经学的玄学化相比，老庄思想对唐人注疏并未产生本质影响。尤其是《周易正义》大量删削了前人注疏中的玄虚之说，努力回归儒家的持正观念，彰显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从道学对经学的影响来看，魏晋南朝是援道入儒、以儒为主，唐代则是经、道疏离，独尊儒术。唐代官方经学努力削弱、消融玄学包括佛教的影响，旨在纠正此前渗入经学中的玄佛杂质，保持经学的正统性。
（七）唐代经学风尚在继承中也有递嬗
以玄宗为界，唐代经学风尚大约可分前后两期。前后期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总体来看还是各具特色：前期为尊重传统的注疏学时代，后期是挑战传统的“新经学时代”；前期以九经义疏为标志，后期以啖赵学派的《春秋》学为代表。其间风尚嬗变，有迹可循，有因可探。
就内容来看，九经义疏以串讲大义、训释字词、阐释名物、疏解典章、考述史事、总结义例、阐发思想为主要内容，信实而繁密。就方法来看，是为每经树立一家之注，然后在主要吸纳南北朝成果的基础上为之诠解。就结果来看，它代表了自汉至唐近千年间学者代代相承的传统，为经学的作者、篇章顺序、经文字句、经义解释等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标准。
九经义疏虽为国家规定的科举考试标准教材，但并未绝对独尊。《五经正义》初成之时，参与编纂者马嘉运即言其编撰之失，太宗诏令详加校定。大约同时的王玄度上所注《周易》《毛诗》，毁郑、孔旧义。武后时王元感上所撰《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衍》，欲与《五经正义》立异。此犹唐代经学之异军。至唐玄宗以帝王之尊疑经改经，刘知几以史家眼光质疑经传，新变之风悄然发展。
唐代中叶之后，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学术也有新的动向。其在经学上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一股挑战传统、追求“异说”的潮流，以啖助、赵匡、陆淳、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有叁：一是努力摆脱被尊为典范的注疏学，以己意说经。二是对汉人传承下来的经书作者、篇章顺序、经文字句、经中史实等提出质疑，并以己见说解、弥缝。叁是受时政、时风影响，努力发挥经学的救世功用。此如啖助、赵匡等研究《春秋》的学者鉴于安史乱后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羸弱，强调君臣之义；李翱、韩愈等表彰《中庸》《大学》《易传》《论语》《孟子》等书，强调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重要性。这种倾向约形成于代宗大历年间，到唐代后期逐渐形成了脱离注疏学的“新经学时代”。
笔者认为，唐代前后期经学风尚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前期重训诂，后期重义理；前期尚属比较纯粹的学理研究，后期则与社会现实密切关联；前期立一家之注而恪守之，对前人观点持尊重、总结态度，后期舍传求经、与旧解立异，重主观创见；前期是对唐前经学进行了总结，后期则为宋代经学提供了先导。
单就唐代经学的嬗变历程来看，也有其特点和规律。唐代经学风尚的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亦非一脉相承，其转折约在玄宗一朝。早期的马嘉运、王玄度、王元感等求新反旧，是在传统经学内部表达不同意见。就治学方法来看，与郑玄、孔颖达并无二致；就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超出更没有颠覆传统认知。也就是说，他们标新立异是传统经学内部的事情。玄宗组织群臣讨论《子夏易传》之真伪、《孝经》郑注是否出于郑玄之手等，旨在求真、求是，仍是传统经学的研究范畴。但他改《洪范》之“颇”为“陂”、改《月令》为《礼记》首篇、变乱《大学》《中庸》次序，则是对此前公认的传统认知的挑战与反动。啖赵学派舍传从经，是沿着玄宗反传统的线路发展的，其立场、方法和理念较之传统均有质的变化。宋人疑经改经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迈进的。
推动唐代经学风尚变迁的关键人物和关键因素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玄宗握皇权尊严启动了对传统经学的破坏，引导了经学的新变。二是刘知几以史家的求真精神审视经学，推动了经学的新变。叁是啖赵学派舍传求经并发挥经学的致用功能，深化了经学的新变。四是安史之乱的历史变局促使经学家关心现实，思考对策，激发了经学的经世使命。此为经学新变的外部因素。五是九经义疏的至高水平、学术自身“穷则思变”的发展规律，导致经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变。此为唐代经学新变的学理根源。
（八）五代经学以后唐明宗时期较为发达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绵，更代频繁，文献典籍惨遭浩劫。帝王多出身低微，崇尚攻伐，不重文教。混乱的社会环境，对文化发展、经学研究极为不利。
十国之中，唯南唐君主兄弟和睦，国家安定，后主李煜尤能稽古右文，崇尚儒学，曾开弘文馆，置《诗》《易》博士于秦淮，设国子监，横经齿胄者千余人，后复置庐山国学，所统州县亦往往立学，衣冠文物甲于中原。但后唐经学发展状况、主要经学家及经学着述因文献阙如，无法详考。
五代以后唐明宗时期经学成绩最为显着。明宗李嗣源智勇双全，尊崇儒学。即位之初即恢复拜祭孔子及孔门贤哲之礼，以示对孔子的尊崇。又广收生徒，努力恢复并发展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门类的教育，为国家发展选拔、储备各类人才。
明宗对科举考试中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不在户籍地考试而“寄应”他籍的考生严加稽查，这一举措既有利于科考制度的规范化，也有利于举子之间的公平竞争。
明宗时期的科举考试，无论进士还是明经，都改变了此前其他科目逐场决定去留而叁礼叁传终场裁决的做法，统一为逐场决定去留。这一举措有利于保证所有科目考试程序的一致性，杜绝“博通者混杂以进身，肤浅者侥求而望事”之弊病。
明宗时期重视考核时务策，要求叁传、叁礼、叁史、开元礼、学究等各科考生均须在考完专业后再考时务策，其意旨或在引导士子关心时政。
该时期还加强了对进士科帖经的考核，这对提高进士科举子的经学修养、选拔通经官吏治理国家当有帮助。
其他如完善阅卷制度、严惩科场舞弊等举措，有利于改善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增加科考的透明性及公正性。
考察发现，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908）开科取士至后唐显德六年（959），52年间，仅后梁乾化四年（914）、龙德元年（921）、后唐同光元年（923）、后晋天福四年（939）停举，其他时期虽战乱频仍，而贡举未废；五代科考虽积弊丛生，但也在努力改革、完善；诸多建议、措施虽未必都有实效，但其初衷都是为了革弊兴利。五代君主在这个更朝换代快如车轮的时代，尚能延续唐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已属难能可贵。而科举考试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经学的主导地位，促进士子研读、传播儒家经典，这是在民不聊生的乱世维持经学传统于不坠、以经学维系人心的重要手段。
（九）五代通经之士及经学着述少，但五代监本、孟蜀石经地位重要
五代总共五十余年（907词960），存在时间短，又兵火不断，更代频仍。在这样一个连生命都难有保障的特殊时期，从事经学研究极为困难。该时期通经之士不多，经学着作有限，自在情理之中。但即便这一时期是经学史上的低谷，也不应被忽略、沉埋。作为唐学与宋学之间的过渡，不厘清五代经学发展状况，就难以看清宋学的源头及流变。
研究发现，该时期右武崇力，边帅大臣亦多鄙视儒生，五代时期习经之人、通经之士甚少，载入史册的主要有彭玕、许寂、张希崇、史匡翰、乌震、刘晞、司徒诩数人。
五代时期有经学着述者更是凤毛麟角。五代监本、孟蜀石经之外，爬梳《宋史·艺文志》、顾櫰叁《补五代史艺文志》及相关石刻文献，所得经学着作仅有十七种，唯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存世。
雕版印刷虽然产生于唐，但唐代的雕版印刷物主要为坊间所刻，以盈利为目的，属于民间行为，多选择畅销的字书、韵书、佛经等进行雕刻，官方尚未萌生版印正经正史之意识，更无切实有效的实践行为。
唐末战乱，庠序多废，经籍沦丧，鲁鱼豕亥，讹谬甚多，一言致误，大义全乖。若不精加校勘，广布天下，则致纰缪流行，贻误后学。统一文字，再次成为经学发展的迫切需求。
五代后唐明宗时期，冯道因所见吴蜀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未及儒经，为弘扬儒学，推广文教，于乱世之中发愿雕刻儒经，这既显示了冯道等人的远见卓识，也是明宗尊儒及经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冯道版印经书由国子监承办，故称五代监本。五代监本以唐开成石经所刻十二经为蓝本，在开成石经仅刻经文的基础上，兼刻经注，更便于阅读。
雕印九经始于后唐明宗长兴叁年（932），至后周太祖广顺叁年（953）完成，历四朝七帝二十一年。乱世刻书，艰苦卓绝自不待言，而在这二十多年里，冯道稳居相位也是刻书事业得以持续的前提与保障。版印九经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自此之后，版印书籍成为文献流布的主要方式。
孟蜀石经刊刻于后蜀后主孟昶（919词965）时，由毋昭裔倡导并主持完成。孟蜀石经亦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兼刻经注。毋昭裔兴学刻书，摹刻石经，不但使自唐末以来因战乱废绝的学校得以恢复，而且引领了蜀地的学术走向，对蜀地学术影响极大。
五代监本与孟蜀石经均经注兼刻，不约而同，说明这一做法是对开成石经的自然推进，是由便于阅读的实际需求推动的。
五代私人着述唯存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一百六十篇。《春秋》及叁传中一人数名的现象很多，其称多者或至四五，以氏、名、字、谥、官爵、国地错举互见者也不在少数，读者常为之苦。冯继先条举《春秋》及叁传人名异呼，汇为此书，以备遗忘，为读者带来极大便利。
（十）唐五代经学对宋代经学产生了直接而全面的影响
无论唐代前期的主流经学还是中后期的新变经学以及五代经学都对宋代经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九经义疏、开成石经、五代监本、孟蜀石经为代表的唐五代主流经学对宋代经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学文本的定型和义疏系统的形成两个方面。
就经学文本的推进来看，五代跟着唐人走，宋人跟着五代走，他们之间一脉相承。唐代的开成石经仅刻经文，没有注、疏；而五代监本、孟蜀石经、注兼刻，经、注互相观照的好处是便于阅读；北宋国子监所刻单疏本，是对五代监本仅有经、注而无疏文的补充；南宋出现了经、注、疏合刻的越州八行本，更便阅读；而南宋末年出现的福建刻十行本是最早的经、注、疏与《经典释文》合刻本，对后世的影响尤其巨大，明清以来的几种十叁经注疏刻本均由此而出，今天通行的清代阮元刻《十叁经注疏》本亦据十行本重刻。我们看到，今天的经学文本源于唐，推进于五代，终成于宋，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唐五代时期经学文本的定型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关节。
就义疏体系的构建来看，宋人也是沿着唐人的路子继续迈进的。唐人完成了九经义疏，宋人把唐人未完成的《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义疏接着做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十叁经注疏体系，其完成标志着古学系统的终结。没有唐人义疏，也就不可能有宋人义疏。
又，自唐玄宗以来越演越烈的疑经改经倾向到唐代中后期形成一股新变之风：韩愈、皮日休的尊孟对《孟子》在宋代的升经有直接影响；韩愈道统说以及其与李翱同尊《大学》《中庸》，对宋代理学有开启作用；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体现的疑经改经及啖赵学派《春秋》学研究中的舍传求经、经世致用倾向都在宋代经学中有鲜明体现。
唐五代经学不仅集前代经学之大成，而且是汉学宋学之转折。无论是作为主流经学的九经义疏、开成石经、五代监本、孟蜀石经还是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啖、赵之学都对宋学产生了直接影响。欲深入探究唐入宋的转折，理性寻求宋学的转变，需从唐学入手。
综上所述，唐五代经学，上承南北朝隋代，下启两宋，是经学史上的一次高峰。唐以前的南北朝隋代是经学上义疏体的兴盛期，同时经学与玄学、佛学都有较深入的相互渗透。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的九经义疏，实际上是对南北朝隋代义疏的总结与提升，从而形成唐代经学的标志。北宋是义疏体的最后形成期，以邢昺的《论语》《孝经》《尔雅》注疏为代表。南宋程朱的新注，实际是在唐至北宋义疏基础上由博返约形成的。从这个发展脉络来看，唐五代是经学史上古学的高峰期。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对唐五代经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该时期经学发展演变的脉络、经学传播的渠道、科举与经学的关系、重要经学着作的诠释内容、特色、成就、该时期经学的历史地位等关键性问题都有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其中对唐代经学与科举的关系、九经义疏的诠释思想及地位、唐玄宗于唐代经学风尚变迁之意义、刘知几的经学批评及其经学史意义、啖赵学派及陈岳的《春秋》学研究方法、唐五代经学对宋学的影响等问题的论述尤具开拓创新意义。
该成果对该时期相关史料穷搜尽索，举凡相关史书、总集、墓志、典章、类书、唐宋笔记、经学注疏、辑佚、目录以及相关序跋、宋人清人经说等网罗翔实。以材料的拓展寻求观点的突破，视野开阔，立说有据。这种立足文献的扎实做法值得推广。
该成果对唐五代经学史的把握是在先已完成《南北朝经学史》，又对清代经学有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上阐发唐五代经学的发展演变、特色成就、地位影响，较之其他学者更加准确，更能抓住实质，这种宏通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该成果为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经学着作、佚文设立了20多个个案研究，以经义发明、诠释方法、经学思想为研究重点，在精研全书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条目、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每一个例证的研究，既注重唐人注疏之间的横向比较，又开展了与汉魏乃至清人注疏之间的纵向对照，这样的方法既能发现各家治经之特色、倾向、方法、贡献，又能由个案研究汇总出该时期经学的总体走向、发展演变、价值局限，还能将这一时段的经学置于经学发展的链条中检验得失、认识成就、界定地位。这种深入经典内部进行探究，从而将论述真正落到实处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