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李治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脉络”（项目批准号为：12础窜厂006），最终成果为专着《元代浙西士人与社会研究》、专着《明代东南边海军事制度研究》及论文集《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课题组成员有：王晓欣、申万里、向珊、周鑫、王秀丽、牛传彪、展龙、曹循、肖立军、薛磊、武波。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唐以后，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无论“唐宋变革”，抑或宋元太湖到湖嘉松叁角洲的农商经济圈及明后期新跃进，都是自江南起步并率先长足发展。江南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先进水平，还引领其基本走向或趋势。一般认为，宋元江南“富民”主导型社会基本同质，明后期江南又跨代接续且有新的跃进，唯有明前期江南发生异化。为此，课题组纵向贯通元明二王朝，着眼于国家统治政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旨在廓清元和明前期不同政策之下江南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并对其历史后果做出实事求是的辨析与评骘。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论文集）
《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指出，元代江南政策的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四等人压迫和诸色户计制的嫁接推衍，则是局部性的。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不自觉地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繁荣发展。明前期配户、卫所军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对社会经济触动极大，几乎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蒙元江南帝制管制体制与宽纵富商大地主经济相“背反”，官场腐败与贫富悬殊相迭加，招致经济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穷反”。明初“富民”农商秩序的破坏及户役法南北通行，改变了近千年来江南“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式的“配户当差”。元明江南社会经济，居然因安富宽商和管制农商二政策交替及忽必烈、朱元璋的个性，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
《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聚焦于元、明江南的国家政策、社会治理以及地域发展中的其他重要问题，譬如，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比较，元明江南户籍制度演变，江南卫所军户及赋役，诉讼刑法，江南科举，士大夫政治与地域文化生活，市镇起源，海商、海盗、起遣岛民和出海军等。在辑入本书时，又将上述论题分为“元明江南政治及军制”、“元明江南户籍赋役与经济史”、“元明江南科举、士人及宗教文化”、“元明富民、家族及风俗”与“海商、海禁与海防”五编。对于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及国家政策等问题，学界多有各自具体的研究，但对元、明两代江南问题的贯通性比较，迄今鲜见。论文集是元史学者与明史学者首次聚集一堂，打破王朝界限，将元、明两代相联系，作贯通性思考与探研的良好尝试，也是继中日学者关注“唐宋变革”及部分欧美学者瞩目“宋元明过渡”之后，深化认识中近古历史的又一有益求索。
还倡导并主张：
第一，鉴于中唐以降基本沿着“唐宋变革”趋势发展，也存在元至明前期的曲折变态，后者对近古社会整体结构及发展之影响颇为深重。在长时段视野及历史背景下，将元与明前期进行贯通性比较研究十分必要。同样，明中后期变动也不应和前期相隔裂。
第二，发覆中古以来江南在南北整合发展中的角色功用。南北朝及辽宋夏金的两次长期分裂，使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及社会发展呈现异样。自“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在中唐两宋的江南率先“领航”且持续延展光大。尽管朱元璋父子推行“剗削”富民和“配户当差”使江南社会发生蜕变，但明中期以后“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又得以恢复。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南北整合的新兴原动力。如何辨识全国发展与南北关系中的江南角色，值得我们继续求索。
第叁，文书、档案、族谱、碑刻等文献在地域社会研究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元明江南研究也应挖掘、利用此类地方文献宝藏。诸如纸背文书湖州路户籍册的发现，或许能引导解决一些核心关键，进而以此为出发点，将相关研究推向新高度。
（二）《元代浙西士人与社会研究》（专着）
该成果在国家政策与社会发展互动的主题视角下，选取元江南核心区域的浙西士人及社会为对象的个案深入研究。
浙西在入元以后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具有与南宋不同的特点，士人也因此面临大不相同的成长环境。首先，浙西是元帝国最重要的财赋供应地，元朝对浙西的政策，体现了“既倚重，又防备”的特点。其次，浙西地区的元廷直属机构众多，这些机构在运作过程中与当地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所谓的“地方化”，并非浙西地区的显着特色。最后，浙西士人的人生选择呈现多样化。虽然元帝国的江南政策曾中断科举，但浙西士人却因海运、海贸、漕运等发展获得了新的政治场域。浙西地域的开发和商业高度繁荣，也为下层普通士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任仁发和杨维桢的人生经历，分别代表了携技晋身和科举进退的两种不同选择。前者是缺乏地方社会背景，完全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个人理想的士人类型。浙西水利持续恶化，擅长的任仁发被委以重任。他任职的行都水监直属于中书省，与浙西地方势力矛盾颇深，元朝为保证漕粮，不得不对浙西地方势力妥协。他的治水实践失败，家族势力却迅速成长。杨维桢虽然抓住了科举入仕的机会，但仕途并不顺畅，最后退而半隐，与苏松富户联手，实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他引领的文化风尚，体现了元末浙西士人的共同精神诉求。
元朝藏传佛教在政治强力支持下东进南传。江南佛教管理机构设置与飞来峰造像、杨琏真伽掘南宋陵墓和修筑一塔五寺、帝师殿修建及大黑天祭祀，是藏传佛教南传的四件大事。藏传佛教南传策略前后有所变化，不同时期江南士人的应对情况也颇复杂。引发激烈反对的是掘宋陵和修筑一塔五寺，但部分南宋故官和士人也表现出与元廷合作的态度。朝廷对帝师的崇奉及大黑天祭祀一直未能很好融入江南社会。
大德十一年，两浙发生了大规模的灾荒。由于两浙（尤其是浙西）在粮食供给上的特殊地位，灾害很快蔓延，终于酿成了元朝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灾害中，地方富户助力救灾尤多，在某些阶段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方救济，体现出江南地方社会在遭遇“非正常状态”时颇强的自救功能。
（叁）《明代东南边海军事制度研究》（专着）
该成果以探研明南直隶、浙江、福建边海防御及军制为主，兼及广东，也是立足明代最具特色的“海禁”“海防”政策重心而开展的东南边海军制个案研究。
起遣悬海岛民与出海军巡洋会哨制，来自朱元璋针对倭寇海盗寇劫而确立的禁海与防海两大国策。起遣旨在避免“殊难管辖”的岛民与倭寇勾连为乱，或将乱源纳入州县或卫所管辖内。从长远看，起遣并未实现初衷。笔者重点考察起遣岛屿的界限与实况、起遣后对海上备御的不利影响，以及后期海岛管控中开垦岛土、复县及岛土丈量等反复争议等。还指出，隆庆开海并未开岛，封禁与民间越禁私开、遣巡哨兵船驱逐等依然如旧。
出海军巡洋会哨制为“防之于海”“第一要义”。重点关注巡洋会哨制确立与完善的过程及其具体运行规制。包括出海军船编组、船上人役分工、武备器械配置、卫所与营伍编制的不同时期军兵构成前后变化。其巡哨外洋，有较为明确的职责规约，会哨则须填注、缴验各类凭证，且在嘉靖中期以后多有调整。
东南边海于洪武中期密置卫所，与南京城内外、湖广西部、南部民族聚集区同为江南卫所密集分布区域，亦远迈元江南镇戍万户府数量。重在探讨边海卫所的密集设置状态、备倭军内部分工与军役变化、扩展情况及其影响下的中期卫所军力虚弱化。
重点考察东南边海募兵兴起、发展及变化的历程，认为东南边海募兵起步较北边晚，在募兵进程、募兵种类、额度、方式、募值、募兵银来源、募兵管理等方面有自身特征。募兵于倭乱后虽成为军力的重要补充，却不是唯一来源。卫所身份军丁、民壮也是边海诸“营”或“总”的另一兵源。
嘉隆万始，浙兵调募“半天下”。浙兵作为嘉靖御倭募兵之典型个案，所关涉地域防御、特点与军制中的募兵、调兵及训练土兵等，也在重点探研之列。还着力探讨因倭变而设的乡兵招募与团结方法、管理编制及其与土兵的关联等。
课题组以各级镇戍武官体系的添设、完备与军队编组采用以营为核心的编制作为衡量边海营兵制形成的标准，重点揭示其与北边营兵编制之不同；关注其重要组成中边海标、营兵添设与营务人员、边海营兵的统领将帅、监督之臣及其统驭原则等问题。
整体而言，明人因边海困扰，“以海为边”、边海防御的意识较前代颇彰显。东南边海军制的演变也与海上形势急缓密切相关。特别是嘉靖倭乱推进募兵与营兵制在东南边海最终确立完备，且呈现与北边不同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卫所密集设置，一定程度改变宋元以来东南原有的社会结构。其募兵、营兵制中的选军、编练、编制、装备及战斗技能等，又因谭纶、戚继光等北调，促进北边军制的某些革新。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成果取得了以下若干学术创新。
（1）辨析并揭示元世祖“嗜利”实用与“安业力农”政策对江南“富民”主导型秩序的维护，辨析并揭示朱元璋仇富报复心理、配户卫所耕战及迁富豪政策对江南秩序的某种颠覆；
（2）注重发掘运用纸背文书《湖州路户籍册》等新材料，比较元户计制、镇戍军制与明黄册里甲、卫所制，辨析元诸色户计制局部嫁接于江南和明里甲卫所“划地为牢”耕战体制奠定于江南以及二者对百姓束缚役使强弱、对江南社会结构的深重影响，进而重新思考认识“唐宋变革”之后编民耕战政策的历史作用；
（3）突破思维定式，从“唐宋变革”和南北差异博弈等视角，阐释元统治者基本以“唐宋变革”后的“南制”治江南的政策属性，而明前期在江南实施的却是“唐宋变革”前的“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的“配户当差”制，亦即元诸色户计制与刘邦编民耕战政策的相混合；
（4）在两部专题个案研究中，或试图实现元朝官方政策与地域社会的探究相结合，实现时代背景与士人具体应对相结合，以小见大地再现和解读浙西士人及其地域社会；或着眼海禁、海防的政策重心，高度关注并着力廓清前人鲜有问津的明初起遣岛民和巡洋会哨，梳理并发现东南边海募兵发展轨迹与北边募兵的不同步性及东南营兵与北边之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