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宪博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林党复社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叠窜厂05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自20世纪30年代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问世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东林党的研究进展不大，对复社的研究更是极少见到，明代党社运动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问题才又被学界所关注。然而由于问题极其复杂，涉及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等多方面的领域，加之人物众多，材料浩繁，研究方法单一，论着寥寥无几，难有突破性的学术创建。日本学者沟口雄叁虽然将东林学派思想视为“前近代思想”，但仅限于思想的分析；小野和子提出“东林党已经在摸索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却缺少对明代体制的认识和具体的论证，因而其观点难免有些苍白。由于研究的不足，学界对东林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认识十分模糊，对复社是否存在政党特征的问题，也缺乏深入探究，甚至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东林和复社的历史作用出现了认识上的倒退。追根溯源，这种反复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自明末以后，受阉党和齐、浙、昆等反对派攻击诽谤的影响，舆论对东林党、复社一直褒贬不一。崇祯帝钦定逆案，拨乱反正，但不久明朝亡国，清朝乾隆皇帝借编纂《四库全书》，公开、彻底否定了东林讲学，将明亡归罪于东林，于是明末已经澄清的问题再次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政治反复扰乱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有鉴于此，深入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开始起步，近代化因素显现。东林党、复社的政治参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适合于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嬗变将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没有东林党、复社反传统政治文化的推动作用，没有社会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接触、碰撞，便不可能产生黄宗羲、顾炎武等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明末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性质不同，社会运动的方式和方向也因此而不同。因此,用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以及行政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才能使党社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本项目采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旨在对这一问题给予全新的诠释，从而希望对探讨明代社会转型问题及推动明代政治史的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为明代东林学派、东林党、复社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明代中后期，由于体制弊端、朝政腐败及思想界的颓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促成了政治改革派东林学派的诞生，进而形成以东林学派为核心的东林政治集团，即所谓的“东林党”。通过对东林、复社产生、发展及其思想主张、政治活动等历史作用的考察，分析探究了东林学派产生及讲学的真正原因、东林学派及东林党的政治宿求与“理学气节”、超越皇权体系的政治主张、复社的政党化趋向、东林党与复社挽救国家衰亡以及东林、复社后绪对清初国家治理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该成果揭示了东林集团及东林学派特有的“理学气节”与政治宿求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重新书写“东林非亡明，攻东林者亡之”的真实历史，还“讲学”以清白，还历史以真实。对于东林的后绪复社，该成果根据复社名士的实政思想、社会实践以及对专制集权制度的批判，论证了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一个体制变革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涉及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诸多领域，深入解读这一体系，对于复社集团性质的判定，实为不可或缺的依据，也有助于探究明代衰亡的体制根源。
对于东林书院、东林党的研究，该成果通过对“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朋党理念的变化”、“控制国家权力的意向”、“政治阶层的扩展”、“社会权威的形成”、“政治宿求与理学气节”以及“最早的开放意识”等一系列开创性命题的论证，表明明末以东林士人为代表的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的社会发展趋势。东林群体积极的政治参与活动以及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表明东林党已越出传统的朋党范畴。为深入说明问题，课题进一步揭示东林讲学的政治意义，驳斥自明亡以后直至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主要错误观点，即一云讲学“必有标榜，必有门户”，“必致国破家亡”，二云东林流品糅杂，“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的种种谬论。为辨明是非功过，课题钩沉史料，对众多参与讲学的东林党人的为官政绩、学术主张、讲学行迹以及面对生死所表现出的政治宿求与理学气节做了逐一的考察。以事实证明东林党人“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无不属于“国家之重计，宗社之远猷”；而所谓东林党人中流品糅杂，小人“依草附木”之说则全无事实之根据，故此，为还“讲学”以清白，还历史以真实，重新书写“东林非亡明，攻东林者亡之”的真实历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
对于复社的研究，该成果阐明了如下观点：复社已具有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权威，复社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以及政治阶层的扩展，则进一步表现出具有政党化的趋向。复社统合各地文社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意义在于整合、凝聚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这一运动与君主专制体制相冲突，是社会政治由单维向多维的一种历史演变。
该成果着重论证了复社士人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实政问题的关注，他们“平居之所讲论，皆古今之故，当世之急也”，其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均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一系列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初步形成了一个体制变革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以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吴应箕等为代表的复社领袖人物的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复社这一社会集团的政治主张。深入解读这一体系，不仅对于党社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明代兴衰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复社名士对专制集权的批判，东林先达已经意识到大家巨族的积极意义，复社为东林后续，他们也意识到社会基础的重要，开始反思历史的得失，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复社称赞陈涉的首创精神，对起义造反是“乱”还是“立”,在价值判断上产生了怀疑。以周钟为代表的一批复社名士在明亡前后投向大顺政权以及以东阳诸生为核心的“许都之乱”，表明复社与农民起义之间已经不再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复社提出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提出“天下以朋党治”的参与意识，表明对政治的思考已颇有深度。
复社对明代国家体制进行批判，分析了不设宰相这一体制所造成的缺陷与弊端，提出还内阁以行政的体制思考。从行政的角度出发，复社士人对明代“任议之分”对决策制定以及对行政执行所造成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们指出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给地方以极大的制约，认为督抚以下的地方行政权力均应予以加强，提出“重权久任”的人事变革机制。
复社对朝廷的科举取士制度几乎予以全面否定，提出应使文武合为一途，相信“大将之手无弃材”，提出了“特立文武兼等之科”的选才措施。
复社士人认为明朝末年，国力衰竭，民生凋敝的重要原因是不重农事，鉴于官府荒政的失败，复社士人普遍认为救荒应与国家体制相脱离。
复社中许多人意识到体制腐朽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造成国家出现在一些方面浪费，而在另一些方面不足甚至奇缺的失衡局面，这一问题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因素，对此提出了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的经济原则。他们还提出了分税制的思想，体现出对税收返还的朦胧要求。
复社名士的实政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表明他们并非仅为文士。他们平日所讲所论，涉及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诸多体制问题，这对于复社集团性质的判定，实为不可或缺的依据，也为探究明代的衰亡提供了诸多体制上的根源。
综上，无论是东林还是复社，他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转变，显示出一个异化于专制皇权的思想体系。
该成果尝试跨越断代史的局限，深入考察了东林、复社后绪对清初国家治理的影响。明清鼎革，社会经过长期战争的蹂躏，人民渴望国家安定，士大夫阶层希望尽快建立和恢复有序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产。此时，东林书院讲学再度兴起，顾枢、高世泰、张伯行、汤斌、熊赐履、陆陇其、陆世仪、李颙、高愈、施璜、吴日慎参与其中。受东林学派影响的东林余绪及复社士人开始入仕清廷，鉴于明代体制的弊端，他们对清初政治体制的建立、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魏裔介、魏象枢、汤斌、熊赐履、张伯行、陆陇其、李光地、孙承泽、王崇简、彭孙遹、严绳孙、朱彝尊、汪琬、潘耒、秦松龄、施闰章、顾贞观、陈维崧等，探寻他们的家世和学术传承，他们与东林学派、复社均有十分清晰的渊源。另外，作为东林后绪的复社人士，有许多人取得功名后，直接出任了清朝中央或地方官员。这些遍及各地的官员，承先贤之流风余韵，对清初国家治理、社会稳定、人才培养、风俗教化都有重要贡献。考察他们的宦绩，是论证东林讲学、东林学派以及复社活动历史价值的又一重要根据。
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曾指责汤斌等人“服官异族，大节已亏”，该成果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仔细考察清初理学名臣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认为这种批评，显然是脱离了具体的时代条件，有失公允。
叁成果的主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对东林党、复社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局限于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探析，这是学术上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单一的学科研究模式，首次采用政治学、政治行政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对明代政治体制弊端、东林党和复社进行全面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东林党、复社在政治文化嬗变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此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另外，将东林、复社影响延伸到清代考察也是学术界的首创，打破朝代界限，有利于完整学术体系的形成。
该成果揭示了数百年来对东林、复社褒贬不一的重要历史根源。崇祯帝即位后，朝廷舆论完全承认顾宪成的道统学宗地位，并非将顾宪成等东林之人视为党同伐异之群体。至康熙朝，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乾隆四十年以后，清高宗一改顺治、康熙朝相对宽松的政策，彻底否定东林书院讲学，其有别于《明史》褒贬原则的价值观借助于《四库全书》的编纂而公开阐明。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顾宪成从祀文庙之典，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乾隆皇帝明确否定东林讲学，并将讲学上升到导致“国破家亡”的高度，他认为作为始事者顾宪成、高攀龙不能不承担历史的责任，这种罔顾历史事实的诡辩所表明的政治价值观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至今学界及人们对东林讲学及东林党的认识难以统一或反复变化的原因之一。
该成果形成了对明代东林学派、东林党及复社全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明末政局的研究以及重新评价东林讲学、东林党的历史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顾宪成的学术地位、政治影响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评价，这些都有助于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