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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经典:《摩西五经》与《周礼》的一个跨文本比较

2024年07月04日17:27来源: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南京大学成祖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摩西五经》与《周礼》的跨文本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叠窜闯018),最终成果为专着《记忆的经典:〈摩西五经〉与〈周礼〉的一个跨文本比较》。课题组成员有:罗琤、延玥、熊永、李探探。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西方圣经学研究困境

诚如文奈特(Frederick V. Winnett)所指出的,“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承认,摩西五经是《旧约》的心脏,我们对其他经卷的所有观点都将建基在对其认识之上。如果我们对五经的认识出错的话,我们对《旧约》其他经卷解释和希伯来宗教思想史的重构也将随之而出错。”近代西方圣经学成为一门科学,是从摩西五经研究开始的,并构成了整个圣经科学领域的基础和核心,其研究进程并深刻地影响着圣经学其他经卷和领域的发展。

回顾西方摩西五经研究的历程,近代以降,大致可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文本假说阶段,时间是17词19世纪上半叶,各种文本假说理论兴起;第二阶段是,历史批评兴起,开创者为威尔豪森,时间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叁阶段是,形式批评和传统历史批评阶段,开创和代表人物为衮克尔、冯拉德、诺斯等人,时间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第四阶段,正典批评和社会学批评阶段,开创和代表人物有蔡尔兹和歌特瓦等人,时间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近些年来圣经批评走向多元,尤以新文学批评和新底本批评最为显着。在此期间,有从20世纪二叁十年代兴起的传统圣经考古学派,曾一度成为欧美圣经研究的主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考古学派兴起,才逐渐式微。

由于受到近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对于五经文本的形成理论,自威尔豪森以降,西方学者都一直试图为其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起点,无论是威尔豪森的历史批评方法,还是衮克尔的形式批评,诺斯、冯拉德的历史传统批评概不例外。威尔豪森的历史批评以达尔文进化说为背景,并受到黑格尔的发展哲学观念的影响,试图从以色列蛮荒时代出发一步步建立起文本发展的历程。尽管他也注意到了以色列社会政治变迁对五经文本形成的重要影响,但由于其整个模式是宏观的自然进化的历史,对社会政治变迁与文本的关系并未深究,其对五经的偏见也更使人觉得其存在反犹的情绪。相对威尔豪森对以色列的史前文明一笔抹杀,衮克尔则更为精致和聪明,他从现有的文本出发,通过对文本叙事形式的分析,一步步地追溯文本叙事的原始形式;然后从这一原始形式入手分析历史的原型和起点,进而揭示《摩西五经》古老的源头和背景。传统历史批评则注意到了历史批评和形式批评对观念、精神思想文化等传统发展的忽视,综合了二者的方法,从形式批评入手,通过寻找原始的文学单元,建立传统和历史的起点,通过考察文学单元发展的历程以考察传统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整个五经主题和文本形成的过程。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梳理,我们较清晰地看到西方圣经学理论一百多年来发展轨迹的同时,也较清晰地看到其问题的存在。这就是这些理论实质上都在一个强大的“文化进化论”的解释模式下,将文本和历史的起点设定为一原始简单的状态,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并不否认事务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可问题是,这个原始的起点究竟是怎样的起点,依旧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这个自然原始的起点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更是模糊不清。实质上其所谓的发展过程,更多的是观念逻辑的机械过程,而非事物本身发展的真实过程。其问题不仅在于其起点和过程都模糊不清,还在于它脱离了文本与其形成外部环境的复杂交换过程,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生成过程中整体目的性的系统考察,这使得无论其历史,还是传统都是自然主义状况下的孤立的历史和传统,而非复杂的运动变迁的历史和传统。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加之西方学者疲惫于数世纪以来对于五经作者成书问题的纠缠,整个西方圣经学研究已悄然发生了转向,蔡尔兹等人的正典批评方法异军突起正应合了这一思潮的转向。后现代学者对现代学者批评显然是正确的,在现代圣经学者那里,所谓的起点往往是很难经得起检验,看似科学的结论更多地受观念哲学的影响而做出的独断。后现代放弃了这种观念性的独断,放弃了对源头的锲而不舍的寻索,进而转向了圣经正典与受众信仰与现实间的解释循环。与此同时,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则是将五经和整个圣经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的维度。总之,主流的学者们已不再将太多的精力关注于五经作者及文本的形成,他们更多地关注正典在基督教群体中诠释与见证,关注于用社会学方法对以色列社会历史的进行重建。

但问题依然存在那里没有解决,且对问题搁置也使得正典批评从根本上被质疑其缺乏科学的精神。不仅如此,五经形成的问题,与五经本性和一些核心神学问题连体同生,这一问题不能科学解答,势必影响正典诠释循环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困难重重。正因如此,仍然促使着许多学者对其继续探讨和研究。与过去有所不同,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经”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学现象并不限于某特定宗教或文化,并尝试着通过跨文化的各种宗教的正典比较来研究五经正典形成过程和功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亦如泰吉·斯道伦(Terje Stordalen)所指出的,这些努力并未成为西方圣经学界的主流,且更多地学者所进行比较仍局限于古代中东世界的材料,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经典形成的过程。

2.中国经学的进路

考察中国经典形成的过程,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着名的理论,这就是刘歆在《七略》中提出的“六艺王官之说”。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六艺经典皆是国家政制典要,由王者和国家创立、编作。如后来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些经典都是国家政治典要,其形成都是出于国家政治的目的,并在国家社会政治的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对此,《隋书·经籍志》说得更为明确“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不仅如此,它还是诸子百家和一切学术思想的起源。诸子百家学问皆出于王朝国家职官之所守,所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云云。这里不仅阐述了诸子源于国家职官之所守,更为重要的是,还阐述了诸子之学仍然以国家为中心,并为国家服务,亦在国家社会政治的运作中发挥着其重要作用和功能。

但是到了近代,刘歆对于“诸子出于王官”的理论遭到了胡适等人的猛烈批评,认为是其附会揣测不实之词。实际上,这些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理论所阐发的一个最核心思想,就是国家与经典文本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国家的建立对文本的创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经典还是其他着述,其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关键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典”。

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作为与土地、社会、观念等浑然的融成的集合体,必然对人类的所有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产生深刻而广大的影响,反之亦然,作为承载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文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影响和推动更是深及各个维度——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一视野出发,来考察人类共同体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与演进对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形成、流传的深刻影响呢?带着这样的思路,反观西方的摩西五经研究理论,就笔者所及,对这一方面专门的研究却十分薄弱(中国实质上,也没有多少学者对此加以深究)。从中国经学视野出发,以国家与文本的关系为进路,来展开摩西五经研究,形成了对摩西五经研究的重要突破。同时也为重新审视和系统整理中国经典文本形成理论奠定,在中国经学研究上亦做出重要突破。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分为七章,主要分叁个部分。

第一章,从文本假说到威尔豪森的历史批评;第二章,衮克尔的形式批评与五经传统历史的重建。主要是对近代以降西方五经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鉴于国内相关导论性的着作介绍对摩西五经研究理论的进展多比较概要和支离,所以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西方摩西五经研究的理路,笔者在阅读原典的基础上,以代表人物为中心,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比较详细梳理,对各家的理论都结合集体记忆理论、国家与文本关系的视野加以评述,使我们对西方五经研究的历史有个清晰了解的同时,也看到五经研究的理论正按着它自身的逻辑指向国家与文本的关系的考察——这一言而未明理论建构。

第叁章,正典与国度:《摩西五经》成书的历史考察;第四章,记忆的经典:《周礼》成书的跨文本比较。结合集体记忆理论,从国家兴衰与经典世界、文本的关系考察《摩西五经》与《周礼》文本的形成,提出了“记忆的经典”概念,论证了经典世界,事实上是人间理想国度的构建,是现实的国家兴衰关系密切,一般是国家衰亡后,造成历史记忆断裂,在国家重建中集体记忆重构的产物。这一部分加了一个附论从更普遍的比较视野下看国家与经典形成的关系:基本上都经历了国家建立,官书文本造作,经典思想精神孕育→国家衰乱,私家着述兴起,思想解放,文本意识出现→国家覆灭、官私文本灭失、流散→历史记忆的断裂,文本自觉观念形成→国家重建,集体记忆的重构,民间造典运动国家型构,经学正典形成和确立,这样一个过程。

第叁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章构成,讨论正典的视野与正典的理想历史世界。第五章,由史入经:正典进路与现代经学重建;主要是回应包括《摩西五经》与《周礼》研究中疑古运动的冲击与释古学派拟古问题;揭示了无论是现代科学主义疑古运动对经典的否定,还是保守主义对经典尊信,抑或释古对经典的证信,都存在一个本质相同的潜在的非现代性预设:即经典的合法性来自其古老的历史和圣人创作,通过否定或肯定其历史和圣人而否定或肯定其经典价值。这背后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前现代厚古薄今和圣人崇拜的情结。经典的价值并不在于经典之外,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乃是因为它凝聚着人类悠远绵长的传统和时代智慧的结晶,从而成为人类精神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来自经典之外的古老历史和圣人。事实上,不是经典因圣人而成经典,而是圣人因经典而成为圣人。在人类历久弥新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是因为圣人崇拜而不断获得精神源泉,而是在经典的阅读、阐释中获得并创造精神资源和思想价值。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走出疑古与释古时代的迷思,从过去将经典价值寄寓于渺茫无稽的古史转向经典之内积聚的悠远绵长的传统和时代的沉思,由对经典之外圣人的崇拜转向经典之内庶人智慧、精神价值的认同。由于焦聚经典最后文本价值,这也为中国现代经学与史学的分途提供可能。从学科分途上分开疑古的史学与价值的经学之间的纠缠,使各自在现代领域轻装上阵,大步相前,以实现各自领域的突破,承担起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任务。

基于经典价值世界的关注,第六章,《摩西五经》的历史世界——歌德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评;第七章,《周礼》的历史世界——一个跨文本的比较,分别对《摩西五经》与《周礼》的正典的历史世界,即其正典的理想国度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分析,以呈现其理想国度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政治蓝图。通过研究,平等的社会结构与公性的制度系统是二者的共通之处,也是千百年来,其经典成为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三  成果的主要创新与特色

一是翔实地介绍了国内一直没有注意的大量西方经学理论,并从中国经学视野对这些理论加以客观评述,同时将这些经学理论运用在中国经学领域,解决中国经学问题,跨文本的专业理论比较是本课题一大特色,无论是在西方经学领域,还是中国经学领域都有帮助。

二是集体记忆理论成功运用,解决了经典真伪与价值关系问题——这一长期以来疑古与释古的困扰,为经典文本的现代合法性及现代经学建立奠定了根基。提出了“庶人经学”“记忆的经典”,这些都有理论的创新性与前沿性。

叁是在经典的内容研究上突破以往的平铺直叙的描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对正典的理想社会世界展开多层次的社会学的分析,揭示了经典世界社会的平等公共性,这个也具有理论的创新性。

(责编:金一、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