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马士远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书》教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叠窜奥04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徐新强、钟云瑞、宁鑫、王云鹏、沉刚、陈宾。
博大精深的中国经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活力的文化奇葩。作为迄今可见最早文字记载的“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既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散文集，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代表作，集中表达的是上古统治者的政治观点、治政理念以及施政法则，代表着上古中国政治认知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与成就。自“孔子纂焉”定型而“垂世立教”，《尚书》即开始成为历代人才培养的传统教材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当时“叁千之徒，并受其义”，而且后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古代文化的经典，亦成为儒家政治哲学和德政说教的主要理论源泉，同时也开启了源远流长的儒家“《书》教传统”，绵延兴盛数千年。由于历史的久远与传播的制约，加之汉文字书写形体的衍化与内涵发展的丰富，都让历代学者对《尚书》之教的具体内容与理解见仁见智，既自成一家言，又不乏疑窦处，形成表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内里多有讹误的局面。
“《书》教”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批评术语，是儒家学者通过总结《书》的知识、观念和社会功用等而提出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疏通知远，《书》教也”。广义来看，“《书》教”是指《书》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用，是一种政治、文学与教化的综合性人文存在。狭义来说，是指在师徒之间以言语为形式进行的《书》的授受活动。狭义的“《书》教”往往被涵括在广义之中。“《书》教”有知识体系、观念体系、文献体系叁种存在形态，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传统。“《书》教传统”的存在特征是动态的、开放的、顺应承传的、不断重建的，其内容广博而深刻，在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都有肇始性论述，往往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和广泛的普适性，是今天我们提炼《尚书》文化“古为今用”的不竭源泉。荀子认为《尚书》乃“政事之纪”，司马迁明言《尚书》“长于政”，古今谈论政事者，亦常祖《尚书》。源远流长的“《书》教传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迁和古代文学政教特质的形成，对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政治演进和文学的政教特征亦有深刻影响。对其展开系统研究，意义重大。
“《书》教传统”研究是一项体系庞大的工程。该成果按照“《书》教传统”的历史嬗变、核心要旨以及个案观照展开相关研究，具体而言，包括叁大编：第一编为“《书》教传统”奠基期研究，即第一章“春秋‘《书》教传统’研究”、第二章“战国‘《书》教传统’研究”；第二编为秦汉以下以“七观”说为核心内容的“《书》教传统”研究，即第叁章“‘《禹贡》可以观事’说研究”、第四章“‘《洪范》可以观度’说研究”、第五章“‘六《誓》可以观义’说研究”、第六章“‘五《诰》可以观仁’说研究”、第七章“‘《吕刑》可以观诫’说研究”、第八章“‘《皋陶谟》可以观治’说研究”、第九章“‘《尧典》可以观美’说研究”；第叁编为基于知识、观念与文献之视域下的个案研究，即第十章“《尚书大传》名物考”、第十一章“苏轼《书传》编刊考”、第十二章“东汉《尚书》家学研究”、第十叁章“黄伦《尚书精义》研究”、第十四章“魏源《书古微》研究”、第十五章“《尚书》明德慎罚观念研究”、第十六章“‘《书》教传统’明德慎罚观念研究”。
《尚书》记载华夏远古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尚书》的经典化始终都与“《书》教”活动息息相关。通过对“《书》教传统”中的知识、观念、文献叁个体系的系统梳理，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王朝不同时代主流文学的政教性质和各自发展路径，特别在揭示中国古代王朝时代“《书》教传统”与文学政教特征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方面，具有正本清源之要义。
“《书》教传统”以文献、知识、观念叁种形态存在并发挥功用。就文献体系而言，文献是知识、观念的载体，又是研究知识、观念的切入点。就知识体系而言，不仅《尚书》中的名物制度很多，而且“《书》教”经典文献如《尚书大传》等的名物制度亦不少，这些名物制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的权威说明和古代文学创作的资料源泉，而且是王朝时代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就观念体系而言，“《书》教传统”中包含有一些重要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如，孔子“《书》教”中的“七观”说对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影响，典、谟、训、诰、誓、命等观念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的影响，《洪范》“五行”观念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的影响，《禹贡》九州观念对国家行政区域之划分的影响，《吕刑》观念对历代法律思想之建设的影响，等等。特别是“《书》教传统”中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的“先王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统观念”，直接规约着儒家文化圈历代王朝的治理模式和对君王的道德约束，并成为该区域内文学政教特质形成的理论依据。
《尚书》作为中华元典之一，在其传播过程中并非完全是依靠统治者或儒家个别圣贤的提倡与支持，如果没有其自身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如果没有其道德准则的普适性，单靠外力是无法在几千年中始终保持其神圣的经典地位的。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先圣，曾相继按照各自的思想主张对《书》进行过两次整理加工，孟子的整理加工又是在孔子整理加工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间体现了《书》之儒学化的早期嬗变，孔、孟各自整理的《尚书》版本在后世的传播中又时有交叉，是汉代《尚书》版本复杂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尚书》自身所具有的这种道德准则的普适性和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对孔子具有吸引力，在日常教学、生活、政治实践中，孔子非常重视《尚书》，“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使厄于陈、蔡之际，仍然读《书》不倦：“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即叁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诗》、《书》习礼乐不休。”孔子本人也自云：“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足见《尚书》与孔子确实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尚书》是孔子构建其系统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在对《尚书》的接受中丰富了其创派立说的思想基础，但据传世文献记载，孔子不仅以“《书》教”授弟子门人，而且还删过《书》，做过《书序》，并且首称《尚书》之名。
《诗》以韵文为表现形式，《书》以散文为表现形式，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而且二者文本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故孔子施教以《诗》《书》为先，并在其施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诗》教观和“《书》教”观。孔子把《尚书》的教化功能定位为“疏通知远”，可以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尚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超越性，综观传世本《尚书》的核心内容，其主体是虞、夏、商、周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时期雄主能臣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这里不仅有对唐舜禅让的赞美、对汤武革命的称颂，亦有对明主贤臣的标榜、对民瘼冷暖的关注，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促使王朝兴替、历史巨变的底因，以古鉴今，甚至能为后世立法，而且可以学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的司马迁对孔子“疏通知远”的“《书》教”观领悟得最为深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说是孔子“《书》教”观最好的注脚。在孔子看来，这只不过是《书》之“表”。后来孔子经过“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又发现了《书》篇有“七观”之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吕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才是《书》之“里”，这是孔子“《书》教”观中最为本质的内容。义、仁、戒、度、事、治、美七者实为孔子实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张，由此足见《书》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起着核心作用，孔子的“《书》教”思想对后世儒家学说影响甚巨。
“《书》教传统”是中国传统经学诠释中既扎实活跃又纷繁复杂的领域，自汉代今文、古文学派之争始，就相应产生了今文、古文两种并行的“《书》教传统”，在辑佚、辨伪、注疏、训诂、义理等不同领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论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格局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治权力中心，“《书》教传统”也随之形成“南学”与“北学”两个系统。“南学”尊崇梅赜所献汉代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后证伪）注疏体系，“北学”尊崇汉代郑玄相容今文、古文二家的注疏体系。受时代盛行的佛学、玄学影响，经北齐刘炫、刘焯二人推扬，重义理阐释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成为通行的唯一注本，其教化传统也成为唯一的传统；而重训诂的郑玄注本及其教化传统则随之湮没。唐初重修科举制度，立五经为教育范本与试题来源，贞观年间，国子祭酒孔颖达受命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对五经注疏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梳理。孔颖达虽是“北学”系统的学者，却选取了“南学”系统伪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为底本及其诠释传统。自此以后，这种系统的注疏就成为最权威的《尚书》经解版本流传下来，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书》教传统”主流。
“《书》教传统”与中华治政文明的发生与嬗变关系密切。前人的典籍成为后人治政依托之传统由来已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有着政德建设的丰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治政经典，记录了虞、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大事，治政以德是其从始至终所标示的核心主旨。自汉代立《尚书》为官学之后，《尚书》作为帝王将相的政治教科书，一直受到治政者的尊崇，许多治政理念成为历代君王和仕宦治理国家的核心理论依据。《尚书》蕴藏有极为丰厚的政德内容，孔子提到的义、仁、诫、度、事、治（政）、美七者，不仅是构建儒家政治学说体系的核心范畴，更是培养历代仕人优秀治政质量的重要德目，对今天的官德建设亦可提供不少有益借鉴。
该成果第一次把“《书》教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提出来，并且从知识、观念、文献叁个不同体系予以关照，这在儒家“六经之教”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以为“《诗》教传统”“《易》教传统”“《礼》教传统”等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案例。第一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叁维角度来对历代“《书》教”文献进行大规模调查与整理，完成第一部“《书》教传统”文献汇集，以此展示“《书》教传统”知识、观念和文献叁体系的生成发展历程、社会功能以及“《书》教传统”整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必将极大地推进传统经典专题文献整理的思维视野和研究途径。第一次对“《书》教传统”及其应用进行系统研究，完成第一部“《书》教传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借此科学呈现“《书》教传统”的内在构成、外在形态、话语表述类型、文化功能层次、古为今用转换契合点等内容。第一次深层次地揭示“《书》教传统”与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政教特质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纠正以往过于偏向“《诗》教传统”的研究取向。
学脉古今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儒家“《书》教传统”在整个中国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政治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的一个侧影，代表古代中国治政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书》教传统”所揭示的阐释观念的变化涉及我们民族政治、文学、道德、思想等文化的演进历程，是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重建的思想源泉，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鲜明标志，对于民族复兴之今日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如何架设文化桥梁实现两岸终极统一，如何把以民本为核心的《书》教治政伦理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连接起来，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华夏民族的特色贡献，都具有巨大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