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点项目“精神突破视阈中的《齐物论》秩序哲学研究”负责人、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齐物论》被视为《庄子》一书中最具哲学性、义理颇为深刻的文本。自近代学者章太炎用它来回应现代性的问题、当代学者汪晖将之引入西方平等思想的改造以来，《齐物论》释放了巨大的思想能量和理论潜力。作为《庄子》哲学的重要文本，《齐物论》关怀的是秩序构建问题，给出了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范式。

明代徐端本：《杂画册·临流独钓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资料图片

“齐物”：以天为根据确立事物的秩序

自宋代王应麟开始，“齐物论”被解读为“齐物”和“齐论”两个层次。这意味着，《齐物论》的秩序建构既包括形态各异的“物”与“物”之间的秩序，又包括千差万别的“物论”与“物论”（物论是人对“物”的理解和解释）之间的秩序。二者分别指向事物的秩序和话语的秩序。广义的物包括人，事物的秩序指向处于世界中的人如何处理与他人、他物的关系的问题。话语的秩序则指向不同学说、不同主张及其背后对世界的多样化解释，以及多元价值的问题。

《齐物论》的前提是，不仅万物本来不齐，而且物论也各不相同。《齐物论》的“齐”不是要“同”，也不是要化“多”为“一”，不是以一物作为标准去改造万物，使之强同，也不是将多种多样的物论压缩或改造为唯一的物论，而是保留“物”的多样和“论”的差异。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既然物与物之间、物论与物论之间，彼此“不齐”，那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和紧张，不化解它们，就无法建立秩序。因而秩序的建立意味着让“不齐”的万物彼此共存、不同的物论相互共生。《齐物论》的秩序理想由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差异、多样为前提的“共生秩序”。如果借用《礼记·中庸》的话来说，“齐物”是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目标，“齐论”则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为目标（这里的“道”指的是各种不同的“物论”）。

上述目标如何实现呢？综合《齐物论》的整体思想脉络，不难看出，齐物的原理是“照之以天”，齐论的原理是“衷之以圣”。《齐物论》的这一解决方案与扬雄《法言·吾子》所说的“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可谓异曲同工。简单地说，“齐物”要以天为根据，“齐论”要以圣人为尺度。

为什么说齐物的原则是“照之以天”？在《齐物论》看来，宇宙中充满了形态各异的万物，万物的共存组成了宇宙秩序。既然物各不同，彼此之间难免冲突和紧张，何以万物在整体上又形成了稳定的宇宙秩序呢？在庄子看来，这些都来自天的创生与引导作用。山林中风吹树木的不同孔穴而有万千不同的声音，是什么使得这万千声响的共存得以可能？其回答是辩证的：一方面是天作为“真宰”或“真君”使得这种种声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天道又并非万物中的一物，也不是万物之上或之外的一种力量，而是一种推动万物、使之成为自己的根源性力量，因而这万千声响又是自作根据的。天道并不主宰万物，而是让万物自作主宰，天道引导万物自我成就。万物在天之下的生存，既是千差万别的，又是秩序井然的，不同的万物各归其自身的性命之正，一物之性命就是该物的“在己之天”。虽然每个事物的性命都是不同的，但当每个事物都回归本真的性命时，共生的秩序就出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不齐”的万物是“齐”的，这一“不齐之齐”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天道的引导作用。反过来，在人类秩序建构的领域，只要“照之以天”，即以天作为根据，就可以看到万物的“不齐之齐”。天可以容纳万千事物的不齐，并使之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以天为根据，正是要人向形态万千的事物彼此之间的共生开放，形成一种包容万物、承载万物的开放品质；这样，在人这里，“齐物”的共生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齐论”：以“圣言”为尺度确立话语的秩序

齐论的原理是“衷之以圣”，也就是以圣人作为标准和尺度，来整饬种种不同的物论。物论在《庄子》时代的具体体现就是百家学或诸子学，诸子们彼此争辩，以己之“是”攻人之“非”，争得不可开交，从而使社会得以维系的共识瓦解，形成了思想、学说、理论层面上的秩序危机。《齐物论》以圣人作为尺度或权威来整齐百家物论，是因为圣人能够“照之以天”，成为天道的诠释者和沟通者。以与天道的贯通为前提，圣人超越了诸子百家，不再从诸子内部的视角来看种种物论，而从超越物论的更高层次来观照物论，从而使得各种物论的局限和合理性边界得以显现。圣人能够安顿各种各样的物论，既尊重每一种物论的“独得”，又敞开每一种物论的“成见”，从而使它们各得其所、并行不悖。当然，圣人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作为具体社会成员的特定个人，而是一个符号。即便某个具体人物（如孔子）被符号化为圣人，但他也不能被完全还原为一个历史人物或特定个人。因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是确立秩序原理的“立法者”。

与其说《齐物论》是以“圣人”为尺度，毋宁说是以“圣言”为尺度，来安顿种种物论。“圣言”是“圣人”所立之言，其形式为“经”（经典），而不是“子”（诸子）。《齐物论》似乎暗示，《春秋》就是“圣言”，它之所以超越诸子百家，正在于它对于“六合之外”能够“存而不论”、对于“六合之内”能够“论而不议”，对于“先王之志”能够“议而不辩”、对于百家之言能够有兼怀综观的整体性视野，而不是作为其中的一方去参与争辩。一旦“圣言”下降为多种物论中的一种，它也就无法作为标准、参照或权威去端正各种物论。

《齐物论》不把圣人、《春秋》与种种具体的物论（如“儒墨之是非”）放在同一个层次。与此相应，《庄子·天下篇》自觉区分了《六经》与“百家”：前者作为“经”，是“圣言”，是“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后者作为“子”，只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得道术之一偏而非道术之全体。圣人所立之言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和神圣性，乃是因为圣人之德与天德相应。天生地养、天覆地载，正是天地之德使形态各异的万物都能得到安顿；圣人能够容纳各种物论，是因为他以超出物论的方式观照物论，从而成为诸子检测自身局限与合理性的尺度。

“齐是非”：以道为视域确立价值的秩序

齐物与齐论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关联。人们对物的经验并非在什么都没有的“白板”上进行，而是在多种物论所积淀的对于物的经验背景之下展开。可以说，物论构成了具体的物之经验的条件。物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如其所是”地呈现物之自身，还包含了人对物的理解、态度、立场等价值性维度，因而所有的物论都预设或包含了某种价值。物与物论在人这里是缠绕交织在一起的，其焦点就是价值问题，《齐物论》把它表述为“是非”问题。在现代社会，秩序建构最核心也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多元的价值在不解构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如何共存的问题；在《齐物论》产生的战国时代，由于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上述问题同样事关根本。

对《齐物论》来说，物各有自身的是非，依循物自身的性命之正则为“是”，违背其性命之正则为“非”；物论也各有是非，当物论成为物走向自身性命之正的“引导”（“引导”是“道”规定的一个本质性层面）时，这一物论即为“是”，反之，则为“非”。因此，不同的物各有“是非”，不同的物论也各有“是非”，这些“是非”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些各不相同的是非彼此发生关系时，如何才能保证秩序？《齐物论》的答案是“齐是非”。“齐是非”不是通常所误解的那样将“是”和“非”等同、混淆，泯除“是”与“非”的差别；而是将“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也就是端正“是非”，让“是”“非”各得其当归之位。

《齐物论》齐是非的原则是“以道观之”，只有以道观之，才能达到“道通为一”。道与天、圣不同。天是宇宙中具有创生和主宰力量的秩序原理和根据；圣是人性的最高可能性，是作为人的生存典范的“人极”。道的特点是连接天和人，潘基庆说，“天人参合，道可见也”，梅冲也说，“必合天人以为道，故道者，立于天人之交者也”。作为庄子的诠释者，潘基庆和梅冲精准地把握到了《庄子》哲学中道兼天人、道通天人的要义。如果说万物是天的作品，物论是人的作品，那么，道则会通了物和物论。如果说齐物以天为根据、齐论以圣人为尺度，那么，齐是非则是以道为视域，它是对齐物与齐论的综合。《庄子·秋水》曾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观点，所谓“物无贵贱”，就是物在价值上的齐，这种齐不是差异与不同的取消，而是不同的价值具有意义上的等价性。这意味着多元价值都能得到尊重和维护，但前提是“以道观之”，而道又使得多元价值成为整体性秩序，维系着社会得以立身的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齐物论》并非简单地承认各种是非的平等，而是让不同价值在道的指引下自我升华。道的指引既保证了以社会凝聚为指向的共识，又保证了各种不同价值在不瓦解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彼此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