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师范大学黄金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叠窜奥05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及论文集。课题组成员有：汤漳平、王朝华、杨艳华、魏平、徐林云、郭常斐。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0世纪以来出土大量的简牍、帛书、碑刻、画像石等资料，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的研究和发展。王国维以此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拓展了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广被接受。该成果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并以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和文艺理论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更客观、更整体的关照，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首先，结合20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文献及相关整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出土文献文字的释读、理解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辨析和纠正。
释读、考证文字，是整理出土文献的基础工作，也是首要的工作。尤其是出土的碑志，很多文字难于释读。因而文字释读是否正确，不仅直接影响到整理的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对出土文献内容的理解，进而出现研究的偏差和错误。中国古代就有金石学的传统，20世纪以来又出土了许多的碑志，相关整理及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文字的释读和考证及纠错的任务依然艰巨。如北魏《一千人为孝文帝造九级一塸碑》目前所出释文或乖剌不合，或漏缺连篇，显然不利于文献的科学使用。项目成果依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历代碑刻文字拓本，对释文做进一步校理，订讹补阙，重新迻录碑文，统计《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的阙文，分析各版本误释的几个原因；又新发现的武周时期墓志材料《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目前的石刻铭文的释读存在不少错误，对照所公布的拓片，校理原释文，对存在错误进行了一一纠正。
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简，以及近十年来陆续问世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楚居》、北京大学所藏的汉代竹简《赵正书》、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木牍《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等，皆与《史记》记事相关，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此外，还有各种文物的出土，也给《史记》的记载提供了各种佐证，加深了人们对于《史记》所记载的史实的认识。项目成果选取出土文献与《史记》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一是“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读考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已有四十多年，当世学者借帛书以考订战国事实，既有专书问世（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写的《战国纵横家书》、孟庆祥的《战国纵横家书考论》），也有不少专题研究的论文，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的考订文字，散见于新出的《战国策》、《史记》校注本中，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深入和细致，而且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错误。将帛书与《史记》相关章节进行对读研究的，所见仅有两叁篇论文，各就其中一章进行对读，论文都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写的，所论皆十分粗浅，对问题的实质几乎没有涉及。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中有十一章内容可见于《战国策》《史记》（十一章中，有两章仅见于《战国策》，一章仅见于《史记》，其余八章皆两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中举出帛书中的叁章（即《献书赵王章》《须贾说穰侯章》《朱记谓魏王章》）与《史记》原文的相关章节进行对读考论，澄清了若干问题，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有助于《史记》和帛书原文的订正与战国史实的考订。二是对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木牍《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原文的释读与论述，结合原文释读，侧重讨论了出土诏书与《史记》相关记载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澄清了出土诏书原文释读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学者们对于诏书与《史记》记事关系的错误认识。
当然碑志的研究学术界已做得最多的是对传世文献中史传材料的补充、考订等，但依然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如《史记》所记赵氏家族内部斗争、秦国的兴衰、汉初刘吕之争、西汉王国制度等史实，“侯马盟书”、睡虎地秦简家书、洛庄汉墓、西汉王侯墓葬等出土文物与考古发现，不仅能相互印证，且补充和丰富了不少历史细节；又如北朝是赵郡李氏发展成高门大族的重要历史时期，“李氏叁祖”中，尤以东祖李顺及其子孙在北朝影响较大，而出土墓志也多集中于这一房支。李宪是李顺一支在李氏家族承传中的重要人物，通过对自李宪起李氏四代墓志文献《李宪墓志》《李希宗墓志》《李希礼墓志》《李难胜墓志》等的解读，辅以传世文献《魏书》相关传记相印证，梳理出了李顺一支的家族世系，理清了李宪本人的生平事迹，并从中发现赵郡李氏在北朝政权更迭中的因应变化。其中既有以儒道相兼、文学风流和才辩应对为特色的深厚家化底蕴；又有以奇谋划策、姻亲纽带为手段来谋求家族利益及发展的随机应变之道。从这种意义上说，赵郡李氏可谓“李虽旧族，其世唯新”（《魏书·李顺传》）。
其次，20世纪以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显现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的关系，文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士文化，还要关注大众文化。汉代诵说类的言语表演活动很兴盛，在出土文献、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相互阐释中见出，俗文化正是文学发展前行不可缺少的另一端，汉代文学正是在雅与俗、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互构中拓展丰富起来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在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指上层文化人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小传统指社会大众的生活文化。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小传统提供文化素材。在从已有出土文献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中，这一理论也能得到很好的诠释。
20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的秦国和秦代文献，有关律令、医药、农事和卜筮的文献最多。该成果就出土文献展开分析，揭示出土文献内容与秦代统治者“焚书令”不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且“以吏为师”一致。秦代时间短，且秦始皇实行文化思想专制政策，颁布“焚书令”，足以使士大夫为主的主流文学的衰弱。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祭祀的鬼神种类繁多，如甲种《土忌》篇的土神、《门》篇的农业神等。可见，在秦代社会中有着各种普遍且种类繁多的鬼神祭祀活动，人们普遍受着各种鬼神之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一种思维模式，直接反映在各种民俗祭祀活动之中，并且间接地影响了秦代民间文学的发展，《墓主记》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墓主记》中所带有的鬼神崇拜和民间祭祀的色彩，是一种秦代民俗文化现象的反映，其能否算得上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志怪小说应该还有待商议。不可否认的是，《墓主记》中确实包含有许多志怪小说的因子，例如死而复生的题材、离奇的故事情节、以鬼神为主人公的角色设定等。而正是这些志怪故事的因子，让我们得以从秦代民俗文化中感受秦代文学对后代文学可能的影响。睡虎地秦简《日书》、《归藏》简、《墓主记》以及《秦简成相篇》等出土文献中展现出的神话元素、志怪故事因子和民间艺术形式，展现出了秦代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学成分，它为以后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真实的文化素材，无声地滋润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一代文学的代表体式，20世纪以来出土的汉代俗赋《田章》《韩朋赋》《神乌赋》《妄稽》《反淫》等，一方面具有很强的世俗娱乐教化色彩，另一方面题材内容又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文士传统和民间文化教化传统的统一。审视分析这些出土俗赋，参照出土文物中大量的说唱俑（俳优俑、滑稽俑），结合传世文献中弥漫于宫廷和社会中的言语娱乐活动，可以看出，俗文学是宫廷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士子文人和民间艺人融合交接的区域，汉代文学的建构，从汉初赋兴起于地方，到汉武帝时汇聚繁盛于宫廷。以大赋为主，具有讽谏颂德的功能。不过在战国时的王宫，就有言语娱乐活动，秦汉延续着这一传统，朝廷中也有不少娱乐性游戏化的赋诵的活动；而在朝廷外，娱乐性的俗赋（诵说）是主体，承担着娱乐教化功能。而随着儒家经学观念的盛行，西汉末至东汉，人们重视文学教化，重视文学文化的社会传播，文学下行，言语娱乐的作品便更加风行，并在应用中拓展，形式和途径变得多样化。在经国文体和娱乐教化文体之间，渐渐演变出了抒情小赋。
汉代随着汉武帝倡导经学，文学上渐有人追求语言据依经典，以典雅为尚。至西汉末，随着经学的繁荣，皇帝诏书，群臣奏议，皆援引经义以为据依，文士创作，多引书以助文。在文章体式上，稽式古典。受此影响，诗歌也开始走向实用，走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雅化，文学体式的拓展多关乎经学；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化、俗化，受经学教化思想的影响，文学的内容和应用范围更为宽泛，受众面也越来越大。20世纪以来出土的许多碑铭、镜铭、各类器铭等，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叁言、四言、五言、七言、楚骚体等韵文大量出现在各类铭文中。汉代尤其是东汉，碑铭、镜铭成风，碑铭上的文字除叙说碑主生平事迹，还有就是仿照《诗颂》以韵文的形式咏叹碑主的功业和德行，诗是融入一种别样的文体中传播着。其中以四言为主，也有叁言和楚骚体。铜镜铭文，以七言韵文为主，兼及叁言、四言、五言、六言、杂言等，内容包括对国泰民安、健康长寿、多子多福、爱情美好的祝愿，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对铜镜品质的夸耀等。正是通过林立于各地的石碑，通过日用的铜镜，诗歌成为走向社会的风景。在诗走向应用的过程中，诗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着的特点是经典的程式化和俗化，诗的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但同时，如何化俗为雅？如何突破应用性程式化的模式？也为诗的自我超越提出了要解决的命题。东汉中期，四言诗和七言诗的创作在一些文士手中已有所变化，如诞生了不少四言赠答诗，使政治化经学化的四言诗走向了个人生活情感的世界，为诗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