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项目批准号为：13叠窜奥04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樊婧、王长顺、刘彦青。
该成果在全面梳理《史记》文学资料和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史记》为什么能“越界”成为文学经典为问题，系统勾勒《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展现从汉代至当代不同时期、不同读者对《史记》文学的阐释和接受情况，并且探讨经典化背后的政治、文化等原因。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中外《史记》文学阐释史、审美效果史、经典影响史的综合研究，本成果进一步认识了《史记》的文学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深化了《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揭示了《史记》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深究了文学与史学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史记》文学传播以及读者接受的探讨，挖掘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审美观念；通过对《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和途径的探讨，为今天的文学创作和史书编纂提供借鉴，进而启发当代作家创作出被读者接受的具有生命力的传记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史记》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接受
司马迁多方面接受前代文化经典，对《史记》成为不朽经典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六经、诸子百家以及《楚辞》等。《史记》的穷变思想、发愤抒情精神、美刺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和民间精神等方面都深受六经影响，其中《春秋》最为突出。《史记》的大一统思想、体例设计、写作笔法等深受《春秋》的影响。司马迁对诸子百家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综合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家。司马迁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单一体，它融合、摄取了各家思想的长处，形成一种组合式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骨架是儒家思想。对于楚文化，司马迁有深刻的体悟和认识，并且有一定的接受。在《史记》中表现为发愤抒情、对屈原高尚品格的接受和“爱奇”的审美观叁个方面。
《史记》在继承、接受前代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又是汉代文化的代表，对后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也成为不朽的经典。
二 汉魏六朝：《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起步
东汉中期以后，《史记》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魏晋以后文史分家以及文史各自地位的提高，对于《史记》的传播以及史学和文学地位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时期研究和注释《史记》的工作也有一定起色，这对于扩大《史记》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裴骃的《史记集解》。
这一时期评论家对《史记》叙事、人物选择、语言等，都有了初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史记》文学的某些特质。本时期文学的发展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以初步展现，各类文学体裁都开始注意到了《史记》。史传和各种形式的杂传以及小说大多学习接受《史记》的写人方法。此期咏《史记》诗的出现，对以后的咏史诗有较大的影响。司马迁提出的“发愤着书”理论也在文学理论方面得到新的发展和提升。
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正以各自不同的力量把《史记》往文学的道路上牵引。当然，这只是起步阶段，力量还较弱小。汉魏六朝时期对《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刚刚起步，初步显示出对《史记》一定程度上的文学认可。
三 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
《史记》在唐代已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文学经典的地位得以正式奠定。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使《史记》备受尊崇。《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它文学地位的提高。
唐代注释《史记》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本时期注释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叁家注”，“叁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
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学习《史记》，确立了司马迁古文宗师的地位，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唐代不只是在散文领域将《史记》作为文学经典，在诗歌、传奇、类书、变文等方面也对《史记》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四 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宋代的《史记》文学经典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前代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创新。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史记》传播由抄本时代走向印刷时代，这对于《史记》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广泛的传播带来广泛的《史记》阐释与接受。
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在文学评点上涉及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史记》多样化风格、语言、章法结构、文章的韵味等多方面。这些见解新颖、影响深远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记》文学的经典化历程。
在文学实践方面，宋代的诗词、说唱文学等都有对《史记》的学习和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是散文。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等都受到《史记》散文的影响。由于词、说唱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史记》的传播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史记》在文学家的创作中得到更广的继承和发展，形成古文的典范。
从研究方法来看，宋代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既有宏观的文学评论，也有微观的字句分析。尤其是《班马异同》着作的出现，把对比研究的方法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五 元代：《史记》文学经典的新变
元代文化有其独特性。元代的文学创作对于《史记》的传播和《史记》的文学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元代出现了新的《史记》刊刻本，这些刻本的流传扩大了《史记》流传的范围和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彭寅翁本是300多年间刊行的唯一的《史记》叁家注刻本，在《史记》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的《史记》文学研究整体处于低谷时期，但戴表元、王恽、刘因等学者文人对《史记》的评述也多有新见和突破。作为中国戏曲的黄金时期，元代用戏曲的形式大量扮演《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开创了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的新途径，大大地促进了《史记》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元代“《史记》诗”作者众多，作品丰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大多和司马迁相一致，“《史记》诗”是元人特殊的接受和阐释方式。此外，元词与元代话本也多引用《史记》进行再创作。
六 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宋代形成的文本细读、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兴盛阶段，这是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评点着作在明代多达叁十余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茅坤的《史记钞》和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随着各种评点的出现，辑评工作应运而生，代表性的是凌稚隆《史记评林》。明代《史记》评点在评人物、评事实之外，更多的是评叙事特点、人物刻画、章法结构、文章风格、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通过对《史记》文学意义的仔细阐释，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以挖掘、认可、传播，对《史记》文本的文学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明代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前后七子与唐宋派文人以《史记》为楷模，继承司马迁以文笔干预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史记》叙事、记人、谋篇布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认识与学习。小说、戏曲等不同的领域都体现了对《史记》文学的认可和接受。
七 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清代研究《史记》并有文章着作的学者达300多人。考证是清代《史记》研究的一大成就，考证《史记》历史事实、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等。评论是另一大成就，评论形式多种多样，或评点，或论文，或札记，或序跋，或书信，等等。大量的《史记》选本和古文选本选取《史记》作品进行评论学习。小说、戏剧评点时往往也与《史记》比较。在清人的《史记》评论中，文学评论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巩固《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金圣叹对《史记》的文学评点以及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认识，有较大的创新性。
另外，清代的文学创作，也对《史记》有一定的接受。散文、传记方面，以桐城派为代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推崇、学习司马迁的叙事写人艺术。
八 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加强
在近现代一百年里，《史记》研究呈现出由旧到新的过渡特征。
在出版读物方面，出版界翻印古书形成风气，《史记》备受重视，经过前人整理的各种《史记》本子不断涌现，《史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这为《史记》文学经典化奠定了较好的阅读基础。
理论研究与阐释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近现代《史记》研究学者不断涌现，研究论着丰富，研究内容涉及面广，系统化理论研究局面已经形成。在《史记》体例、叙事、文章方法、人物传记、艺术美学、散文艺术、“爱奇”倾向等方面的研究，基本建构了《史记》文学性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史记》文学经典化建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期文学史着作和教材编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史记》文学成就进行论述。把《史记》列入中国文学史，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学史论述，《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列。
九 当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时代
当代，随着社会的变化、学术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大量的着作、论文对《史记》文学成就进行阐释，使《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更加巩固。
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史记》文学研究表现出新的思想、新文本、新理论、新高度的特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史记》文学研究、文学阐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也是经典化的新起步。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半期，学术研究被政治斗争风暴吞没，《史记》及其文学阐释处于停顿沉寂状态。1977年新时期以来至今，广大文史工作者解放思想，重新研究《史记》，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就《史记》文学研究而言，这40年也是有史以来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在普及化、系统化、多样化、深入化、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收获丰硕，《史记》文学的经典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十 海外《史记》文学研究对经典建构的作用
《史记》传播空间的不断扩展，对于经典着作生命力的延伸具有重要作用。《史记》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海外引起广泛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史记》流传到国外以后，引起了国际汉学家们的广泛兴趣，研究者日益增多，还出现了一批《史记》研究的专家，像日本、朝鲜、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史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尤以日本为最，传播广泛，研究深入，成果丰硕，有些方面还超过了我们国内的研究。
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特征、文学价值的认识、阐释是逐渐发展的，由于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的差异，对《史记》文学的研究有地区差异。但是，一部中国的文史名着，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已经被认可和接受，这也扩大了《史记》的世界影响力，促进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也进一步显示出《史记》的魅力和生命力。
余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随着《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雅文化、主流文化学习它，而且俗文化也从中吸收许多有用的东西。史学着作被纳入文学领域，更显示了《史记》多方面的价值。《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中的传记、散文、小说、戏曲乃至于诗歌等文体，都受《史记》的影响，有些甚至直接取材于《史记》。《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使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
另外，该成果的叁个附录，分别对清代汤谐《史记半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以及当代学者聂石樵先生《司马迁论稿》进行分析评论，可以说是对第七章、第九章内容的有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