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张峰屹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汉文学思想史”（项目批准号为：14叠窜奥02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张立克。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希望能够系统、深入地描述东汉时期文学思想发展演进历史，从而明确东汉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思想特征、演进趋向及其历史地位。
两汉四百年，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朝代；同时，这四百年也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的定型时期。对这个时期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充分认知和理解，是今天准确把握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所必需的前提。就文学思想而言，两汉时期无论是文学创作实绩还是文学思想观念，也都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学长远发展的根基。可惜的是，与中国文学的其他发展时期（如先秦、唐宋、明清等）相比，学人对汉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总体看来还相对薄弱，这与汉代思想文化、文学所实际拥有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尽管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如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等），但是一者，成果数量仍较少，对汉代文学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二者，既有成果虽不乏睿智卓见，但是也毋庸讳言，普遍还不够翔实、深入，对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仍然或缺漏或模糊。因此，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想，还有全面、翔实、深入研究的较大空间。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采取“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政治状况、历史文化思想、士人处世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社会政局—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的理论模型，综合考量、提炼东汉时期文学思想的内涵、特质，描述其发展演进的轨迹。
具体而言，按照东汉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本身发展的自然段落，把整个东汉时期划分为东汉初年至和帝永元初、和帝永元初至桓帝和平前后、桓帝和平前后至献帝建安末这叁个发展阶段（分期的理由，详见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的小序），分段描述其文学思想的状貌和走向，同时注意揭示相邻阶段的承变情状和机缘。该成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特征及其发展走向，这是东汉文学思想史发展的前导或基础。本成果所谓“两汉之际”，是指从西汉平帝即位、王莽擅权以至代汉，到东汉刘秀建武十二年这近四十年（前1～公元36）的历史时期（划定理由见该章小序）。这个时期，政权两度易主，士心骚动，或拥刘反莽，或见机而动，不一而足。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传世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但是足以勾勒其时的文学思想概貌：文学创作与政治关联一如既往地紧密，同时在文学表现上颇有新的时代风貌，尤其在文体开拓方面，有着较为长足的进展。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东汉前期的文学思想。第二章《光武帝建武中至和帝永元初的文学创作倾向》，从文学实际创作层面，提炼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刘秀建武中，天下大定。刘秀在实行休养生息国策的同时，开始建构思想文化，经、谶并重，重用儒生文士。这个基本的政治文化格局，明帝、章帝一致坚持并有所强化，最终以纲领文献《白虎通》予以定型，长久地主导着东汉政治文化的旨趣。这个时期，“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士人无不衷心向往中兴的刘汉，“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文学创作中涌起一股借助谶纬来颂世歌德的热潮，成为这个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学创作倾向。与士人热心拥戴中兴政权相对的，是统治者对待士人的态度。这个时期帝王对待士人的基本倾向是信重，但也不乏热心遭受冷落、倍感怀才不遇的士人。于是，抒情述志、情兼雅怨，就成为这个时期并行的另一种文学创作倾向。第叁章《班固对汉代〈诗〉学思想的开拓》、第四章《王充文学思想的时代特质》，是描述东汉前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思想。前者认为，班固的《诗》学思想，既非《齐诗》学的传承，亦非固守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作为醇儒，班固强调《诗》的经学性质和政教功能，但同时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一是在确认《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性质和目的之同时，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发感动特征；二是他批评叁家《诗》“咸非其本义”，表现出追求《诗》“本义”的思想倾向；叁是他在司马迁以地理环境论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开辟了从地理和风俗的视角评论《国风》的思想方法。这些卓越的思想，文学思想史意义非常重大。后者认为，准确把握王充的文学思想，须先认清其“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的社会人生思想基石，如此方可明了其“疾虚妄”意旨中“虚妄”之所指，也才可知道哪些命题才是他主要的文学思想及其准确意涵。在此一认识下，阐述了王充“疾虚妄”旨趣下的一些主要的文学思想命题及其鲜明的颂世文学思想。
第叁部分主要描述东汉中期的文学思想。其中第五章《和帝永元初至桓帝和平前后的文学创作倾向》，是从文学实际创作层面，提炼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自和帝始，东汉的政治、社会及文化都开始走上衰变的途程。政治方面，小皇帝在位，外戚或中宦擅权，选举和吏治腐败，是这个时期基本的政治景观。社会方面，自然灾害和边患内乱频仍，给这个时期的社会带来重创。思想文化方面，也在延续中逐渐衰落。经学的衰落，到安帝时已经十分明显，“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顺帝虽重启太学，“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风衰敝。因此，这个时期的士人，不再有前一时期的积极赴世的热情，而变得更为沉实稳健，由理想诉求转向了现实人生的关怀。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尚，也因而开始转向。颂世文学依然延续，但是拓展了歌颂对象的范围，举凡王朝、帝王，功臣、将相，后妃、臣吏，乃至名人、名士，无不可以歌颂。这就在事实上冲淡了颂世文学的神圣和典重，使之泛化为一般的颂扬文学。抒情述志的文学创作依然存在，然而加入了鲜明的体儒用道的思想情韵，与其时思想界道家思想的回归同步。这个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倾向，就是逞才游艺，出现了大量的无关国计民生、书写闲情逸致的文学作品。这呈示着文人创作旨趣的巨大变化，开始把文学从沉重的道德、政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第六章《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思想》，论述的是东汉中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思想。《楚辞章句》的基本思想特征，便是以《诗》释骚，把楚辞提升到经学的高度。本章梳理王逸及其《楚辞章句》方方面面的文学思想，无不呈现出经学文学思想的特征。与东汉中期文学实际的创作倾向相比，王逸的文学思想就显得比较落伍了。
第四部分主要描述东汉后期的文学思想。第七章《桓帝和平前后至献帝建安末的文学创作倾向》，是从文学实际创作层面，提炼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与东汉中期一样，这个时期依然是小皇帝在位，政权被外戚、中宦再加权臣交替掌控，选举和吏治更加腐败。自然灾害和边患内乱依然频发，更是雪上加霜，导致东汉后期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衰敝，终于灭亡。思想文化方面，经学延续安帝以来的衰落趋势，加之桓、灵之际延绵二十余年的两次党锢之祸的致命打击，“高名善士多坐流废”，虽有桓帝增加太学生至叁万余，灵帝正定《五经》文字刊石立于太学之门，但是大势已去，儒风衰敝殆尽；尽管尚有大儒郑玄的回光返照，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学终是在郑玄这里，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与此同时，有汉以来不绝如缕的道家思想，伴随着社会的衰敝而强势回潮，成为东汉后期另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想。这个时期的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了。虽仍不乏以匡世救济为使命，清正公廉、直言极谏的士人，但是更多的士人疏离政权，选择远遁，以求全生保身。东汉后期的文学创作，在这种政治、社会、文化及士人心态背景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颂世和歌颂一般人物的文学还有出现，但是数量不那么多了。并且，一些颂扬的文学作品，还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创作旨趣向着个人的生活感受转移。而更多的作家作品，则走向了自我和情感、意趣：文学创作集中于表现作者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真情实感，或者是延续东汉中期逞才游艺的创作风尚，抒写其生活情趣、闲情逸致。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大量文人五言诗，艺术表现圆熟，达到了古典诗歌创作的极高境界。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整体上脱离了政教伦理，回归文学自身，实现了文学创作的独立自足。第八章《汉代功利〈诗〉学的绝唱：郑玄的〈诗〉学思想》，论述的是东汉后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思想。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如：《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等。不过，郑玄的《诗》学思想仍然是一种传统经学的思想，在东汉后期文学创作独立自足的现实面前，尤其是在情韵并美的五言古诗面前，郑玄的《诗》学思想显得非常陈旧腐朽，成为汉代功利《诗》学的绝唱。
该成果通过上述叁个阶段的分析梳理，全面系统深入地描述了东汉时期文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同时，也就明确了东汉文学思想的主要内涵、特质，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该成果的主要价值是其学术价值。其一，作为国内首部研究“东汉文学思想史”的专着成果，也可以说填补了一项学术研究的空白；其二，该成果以“文学思想史”的思想路径展开研究，同时采取史论结合的结撰方式，既可保证其描述的可靠性，也使研究成果更有学术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