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子烨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陶渊明作品互文性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叠窜奥176），最终成果为专着《互文性：陶渊明作品文本生成机制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陶渊明在华夏诗坛上的出现，如同一轮骄阳，冉冉升起，不久便照彻东方诗国的广宇。虽江山代谢，大化流衍，其光华其魅力未尝稍衰。陶渊明是集诗人、学者、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他的作品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乃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其创造了永恒的不朽的辉煌。而只有深入探索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机制，才能真正展现其文学经典的原旨，才能真正认识其在人类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这正是《互文性：陶渊明作品文本生成机制研究》的出发点。
该成果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运用互文性理论研究陶诗的学术专着，堪称一部用新的理论方法构建的具体而微的中古诗史。互文性是陶渊明文学创作的主要机制之一。互文性这个概念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首先提出的，由此形成的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相关的经典性的表述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克里斯蒂娃《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这种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或者“互文本”（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热拉尔·热奈特所说的“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隐迹稿本》)，也就是互文性。这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话语中有时被视为模拟或者用典，而人们更多地采用渊源考证和影响研究的方法来钩沉索隐，抉幽发微（如钟嵘《诗品》，参见下文），相关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倘若把这些学术成果纳入互文性理论中加以观照和利用，则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陶渊明文学创作之特色，深入发掘其作品之原旨，并有效地避免阐释的片面、碎乱和无序。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看作文学与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主要强调在文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作品的意义。这不仅揭示出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现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历史内涵。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具备了现代互文性理论描述的各种形态，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代诗学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互文性视域下的陶诗渊源论——以钟嵘品陶为中心》，还原了钟嵘品陶的真意，彰显了其在互文性方面孤明先发的理论意义。作者以钟嵘对陶渊明的评论为核心，并从中古时代的家族史和选官制度出发，对钟嵘品评陶渊明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加以论析，指出钟嵘《诗品》“础源于叠，叠源于颁，颁源于顿”式的理论表述，正是着眼于古典诗人的互文性建构而对其所进行的互文性解构。如果我们把萧梁以前我国的五言诗发展史视为一座颇具历史纵深的结构复杂的巨型建筑的话，那么，钟嵘《诗品》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绘出了这座巨型建筑的结构图。尽管当时的诗人们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些作品的断壁残垣和吉光片羽，但在互文性的观照下，仍让我们看清了钟嵘的意旨和《诗品》的妙理。而由此切入《诗品》那迷人的诗学世界，我们对钟嵘那极富天才性的遥遥领先于全人类的理论创造无疑将产生全新的认识。
第二章《转益多师、兼收博采——陶渊明与汉晋文学》专门研讨陶渊明与汉晋文学的关系。以《饮酒》二十首其五为核心，本章重点阐明了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所受汉晋乐府诗的影响。作者还揭示了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的关系，指出陶渊明与张、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其平生的志业与人生的践履亦有差异，但是，隐逸的情怀与脱俗的高趣，却是其共同的追求。由此，张衡的归田与束皙的贫居成为《归园田居》诗的深层文化背景，陶渊明也成为这两位作家的异代知音。陶渊明经常化用嵇康、郭璞的诗文，这与两位诗人的道家文化属性密切相关。通过考察《湛氏族谱》，作者发现浔阳陶氏与新淦湛氏两个家族是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东晋的内军咨议湛方生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陶渊明。浔阳陶氏与丹阳陶氏、浔阳翟氏、琅邪王氏均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家族的文化为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养料。陶渊明与魏晋文学的关系还可以从广义的互文性角度考察。克里斯蒂娃说：“广义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如兰亭之游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农历叁月叁日上巳节，陶渊明的斜川之游发生在晋安帝隆安五年（401）正月五日。斜川之游是对兰亭之游的模拟。陶渊明《游斜川并序》也是对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模拟。
经典是时间选择的产物。《五柳先生传》既是一篇有声有色有味的文学杰作，也是一篇有情感有厚度有力度的不朽经典。本书第叁章《谁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与扬雄》以《五柳传》为核心，专门探讨陶渊明与扬雄之关系。传统的陶渊明“自传说”是人们对于这篇作品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也构成了一种强势的阐释传统。本书基于对该传文本与《汉书·扬雄传》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宋书·陶潜传》删节改传最后一段的基本事实的发现，通过周密的深入的论证，揭示了该传为汉代新圣扬雄的精神性传记的千古隐秘。该成果通过对“五柳”名目的考察，还原了该传的特殊寓意；通过文体学的考察，彻底颠覆了对于该传的传统“自传说”。作者指出，在汉唐之间，扬雄有圣人之目，扬雄是士林群英普遍崇拜、推尊的圣人，就如同孔子一样深入人心。柳下惠是道德的象征，扬子是哲理的象征，陶公是诗性的象征，他们叁位一体，融合为《五柳传》中五柳先生。如果说扬雄是哲学化的柳下惠的话，那么，陶渊明就是诗化的扬雄。在这叁位巨人之间，相互的理解并不是心灵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这就是道德、情感、良知、理性与诗性，其核心是具有普适性的足以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自由精神。其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五柳精神”。“五柳精神”就是由上述五要素构成的自由精神，它既是个体的精神存在，同时又属于众人，它是存在于崇高的人类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精神链条。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创作，把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伟力赋予了中国文学——这种精神伟力在中国文学中是极其罕见的。
佛教之进入中土，为华夏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惠远法师卜居庐阜，化兼道俗，利乐有情，影响尤巨。而大诗人陶渊明“生值晋宋之际佛教最盛时代”，长期隐居于庐山脚下，其“时代地域俱与之连接，转若绝无闻见者”（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寅恪先生认为此种奇特的现象与鄱阳陶氏家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有关。此说一出，如同空谷足音，震人心魄，然而曲高和寡，学术界既鲜有言其是者，亦鲜有言其非者。本书第四章《拒斥与吸纳——陶渊明与庐山佛教》全面探讨了这一问题。作者首先阐释《和刘柴桑》诗的本意，考察陶诗的若干语词以及《乞食》诗与佛教的关系；其次从佛家因果报应说的角度切入，论证陶渊明对庐山佛教的拒斥，对《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和《饮酒》诗二十首其二重新加以阐释；随后在阐述庐山的人文境界与庐山僧侣诗歌创作的基础上，重点从四个方面探讨陶渊明对庐山佛教文学的吸纳。本章结合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的论析，从一个方面彰显了伟大诗人陶渊明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
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书第五章《谐语、寓言与互文——〈桃花源记〉的生成机制》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对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着地志《武陵记》。同时，本章深化了上一章的讨论，指出《桃花源记并诗》具有“偈散结合”之特色，就作品内部的结构功能和文体特征而言，实际上也是汉译佛经之“祇夜”。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考察了“武陵渔人”的形象问题。作者指出，《桃花源记》的“渔人”形象既负载着我国古典文学的“渔人”描写传统，也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就传统而言，他是虚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实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正是《桃花源记》叙事艺术的主要特点。本章通过对其文学密码的破解，揭示了这篇经典名文的真意和陶渊明的隐衷。同时，作者指出，桃花源具有浓郁的诗人自我的田园生活色彩，桃花源的境界代表着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桃花源记》是对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极富有理性的沉思录。在诗人的精心选择下，前人、当代人乃至诗人自我所创造的作品文本被巧妙地融入了《桃花源记》，形成了多层次的富有立体感的“互文性”语群，从而共同拓展了作品的内涵空间。《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文学杰作，它在艺术建构方面所取得成功经验对于当代世界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所表现的价值观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止酒》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体风貌，那就是每句诗都含有一个“止”字，对于这种诗体形式以及这首诗的题旨，前人见仁见智，颇多争议。本书第六章《止酒的情怀——〈止酒〉诗的艺术渊源与影响》揭开了《止酒》诗的神秘面纱，掘发了其在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融会多元思想于一炉的深隐寄托，展示了其似浅实深，由浅入深，浅深兼赅，浅深相照的艺术特质。作者指出，《止酒》诗的诗体形式渊源于着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这首诗融会儒道思想于一炉。《止酒》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文人墨客诗酒风流的精神空间，由此后代诗人形成了以止酒为高以止酒为雅的代代不绝的“止酒情结”，而这也成为一种胸怀洒脱的人格象征。就总体倾向而言，《止酒》诗表现的正是固穷守道的精神品格和弃繁从简的价值取向，但此种思想的表达，关涉儒、道二家，因而《止酒》诗便具有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陶渊明《止酒》诗是通过模拟《江南》古辞创作的具有游戏特点的哲理诗。受其影响，庐山诸沙弥有《观化决疑诗》之作，此诗前叁句叙述“观化”的背景，故不着“化”字，盖欲首先示人以庄重之面目。而以下十叁句皆着“化”字，且其中四句诗以两个“化”字迭加。此诗意在歌颂慧远在庐山弘扬佛法的盛业，并批评“化中客”之愚妄。梁元帝的《春日诗》连用二十叁个“春”字，也正是典型的“《止酒》体”。
第七章《易代前夜的心曲——互文性与陶诗中的政治隐喻》，主要探讨陶渊明与晋宋政局之关系。作者首先结合《命子》诗以及丰富的晋宋史料，对陶渊明的仕隐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还原性阐释。作者认为，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做出的选择。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桓玄一边。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时，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全面的文本梳理的基础上，分别从晋宋之际政治史、佛学史和儒学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示周掾祖谢》一诗进行了阐发，从而具体而微地揭示了这首诗的思想寄托和艺术特质：这首诗抓住了当时社会的大事件和时代的大课题，在波澜不惊、恬静自然的颍水之思中激荡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波谲云诡。这首诗足以表明，在世风浇薄颓败，学者趋炎附势的时代，陶渊明是坚决捍卫儒家之道的，因而在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随后，重点对《赠羊长史》诗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作者指出，杰出的诗人，从来都是抒写心灵世界的高手。由自我心灵的幽曲隐微，彰显具有普适意义的历史情怀和人文精神，也是一首诗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的必由之路。“写心”是陶渊明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自觉追求。就考察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和诗人身处晋宋易代前夜的心态而言，《赠羊长史》诗的特殊价值是其他作品所不可替代的。在文本建构方面，本诗涉及了“古典”和“今典”两个方面。《赠羊长史》与《述酒》在内容上存在关联性。该成果对《赠羊长史》诗的分析足以表明，陶渊明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密切关注的，他的诗笔也是与时代同步的。这首诗显示了一种充满爱意的道德力量。这篇作品并不是外部世界的直接投影，诗人也绝不是时代风气的奴仆。人道主义的具有当下意义的博爱与个体主义的超然世外的情怀完美结合，使《赠羊长史》诗成为不朽的经典。政治是推动陶渊明运转其文学世界的轴心推动力之一。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一生五次为官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陶渊明是中国诗史的一座峰巅。站在陶渊明的角度和陶渊明的高度，无疑更能看清晋宋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和人性。
第八章《春蚕的往事——互文性视域下的〈拟古〉诗》，从互文性的理论视域出发，破解了《拟古》九首的文学密码，作者指出，这组作品主要采取着名诗人曹植自我回顾的方式展开历史叙事，曹植的人生低谷与精神高原由此而展现无遗，而曹氏家族骨肉相残之世界大悲剧亦得到诗性的展演。作者认为，《拟古》九首其一描写的是兰枯柳衰与天涯知己——卞兰、杨修的惨死和曹植的思念，其二描写的是拒为卜商与鄙斥隗嚣——神圣的无终和不朽的田畴，其叁描写的是谯国创业与富贵还乡——故园的旧居与兄弟的情谊，其四描写的是感悟北邙与骋望平原——帝王的荣华和人生的无奈，其五描写的是养生探秘与奇人奇事——华佗的精神与郗、甘的修炼，其六描写的是就国临淄与稷下求学——被欺的忧思和违旨的顾虑，其七描写的是南皮高韵与西园月夜——流逝的华年和不再的雅集，其八描写的是壮士北征与知音难觅——曹彰的志勇和苏则的忠诚，其九描写的是春蚕无食与无怨无悔——鱼山的抒怀与平生的回顾。可见这九首诗写尽了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与世态人情。《拟古》九首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忆中的追忆，是曹植和陶潜两位伟大诗人对汉魏变迁之际的政治问题与人性问题的历史沉思录。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通过对陶渊明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陶渊明文学经典的真正意旨，打破前人对于陶渊明“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明唐顺之评陶语）的创作神话，揭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内部机制，从而为古典文学研究乃至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本书弥补了西方互文性理论重内容轻形式的缺陷，表明了艺术形式的互文性对于文学建构的重要意义。
附录《写在陶集的边上》是笔者阅读宋刻递修本《陶渊明》的札记，每一条目均有所发现。书后另附《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