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王培友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理学诗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叠窜奥06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周云钊、万伯江。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从两宋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一定历史语境的文化生态视野下，探讨两者发生种种复杂关系的背景、因素、状况，研究“理学诗”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因此，课题研究内容丰富饱满，既涉及文学本位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两宋诗歌创作主体、诗歌作品、诗歌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理学诗的范型、主题、诗格类型、审美品格，理学诗人的诗风矛盾性，理学诗人的文道观及其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性问题等；也涉及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研究，如两者的沟通渠道、会通方式、范畴内涵流变等。在此基础上，该成果将研究目标推向价值研究层面，以凸显“理学诗”会通道德界与现象界的重大文化价值，总结理学诗诗境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寻绎两宋诗歌受到理学影响以及诗歌对理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探寻两宋诗人会通哲学与文学的得失与教训。该成果可为探讨一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复杂关系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也是研究者面对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缺失、人文关怀匮乏等问题的学术回应。该成果可为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两宋时期“理学诗”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存在。理学诗，作为宋代出现的一种以抒写理学思理、理学旨趣的诗歌新样式，其表达、承载的主要是以理学家心性存养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依相关文献来核查，可得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诗人130人左右，写有理学诗6800多首。受到理学家影响的文人诗人有930多人，其中80多人共写有理学诗200多首。与代表性理学家交往的文人有56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写有理学诗300多首。此外，自北宋中期开始，文人写作理学诗越来越成为宋代诗坛的常见现象，这类文人写作的理学诗并不是很多，有100多位文人写作了300多首理学诗。
理学文化思潮是理学诗得以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条件。庆历之际儒者倡导道统、学统及政统，为理学诗的产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而元祐之际一些儒者的儒学义理探讨和儒学体系建构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义理探讨路径、儒学学理聚焦点等，都深刻地影响到北宋理学“五子”的儒学义理探讨方式、理学话语生成。两宋之交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经过此时期理学家诗人的努力，成为两宋理学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实践的重要的范型和基本的创作方式。乾淳之际，在理学代表人物相互辩诘驳难的时代学术风尚推动下，不同学派代表人物的文道观念及其理学诗作，对此有所反映。嘉淳之际，朱陆吕叶等不同理学学派的理学门人，其学术差异性也在其诗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上有所表现。宋末元初，理学家的诗歌，除了承继前辈理学家的诗歌主题之外，其“明理”类型诗歌已有融合“道问学”“尊德性”“求道”等主题诗歌的倾向；“讲学体”“语录体”等诗歌作品大量出现；重诗统、推崇文人诗、重诗艺等也成为此期理学家的诗歌追求。考察可见，此期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实践，与理学家的学术路径走向具有紧密关联，但亦有不一致的情形存在。
理学诗的诗歌范型及主要诗歌体式，既受到了文人诗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了代表性理学诗人以其杰出的创作实践而形成的理学诗新范型及体式的影响。邵雍的“击壤体”，为中国诗歌发展贡献了新的类型。而“乾淳体”形成后，对彼时包括词章、儒学等各文化部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乾淳体”代表人物凋零之后，赵蕃、韩元吉崛起于诗坛，成为彼时诗人的翘楚而成为时人争相模仿的对象。作为理学诗的重要范型和体式，还有自邵雍一直延续到宋末的语录体、讲学体、俗体。该成果对两宋理学诗的诗歌范型、诗歌体式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首次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全面探讨。
两宋理学诗的主题类型同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关系密切。“观物”作为存养目的兼方法的理学范畴，也表现出与其他很多理学范畴相同的属性，亦即具备兼有目的与方法、认知与实践、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哲理与审美等特征。而“孔颜乐处”、“观天地生物气象”以及类似的话语作为两宋重要的理学命题，为两宋几乎所有的理学家以及很多儒学学者所瞩目。“孔颜乐处”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话语，因为强调实践主体超越具体事物本身而体验圣贤之心性，这就相当于强调实践主体以诚、敬、不动心等方式保有了德性的定止。“孔颜乐处”话语因其同时关注心性的体与用，即其始终与儒家的诚、敬、仁等心性的“本体”与识、知、觉等心性的“用”相耦合，而与佛教的心性之“空、静、虚、无”等本性，以及“明、灭、苦、度”等心性之“用”拉开了距离。由此，“孔颜乐处”的情感性，已经被转化为心性的纯净与定止，而非世俗文化所重视的包裹着欲望、情色、贪婪、利益追求等在内的情感。同样地，“孔颜乐处”话语的审美特质，也不再是单纯的美的体验和理性的认知判断。理学家在抒写“孔颜乐处”诗歌时，其关注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不受外物干扰的德性定止之乐；“观天地生意”之乐；“格物明理”以至于“自诚明”的求道体验之乐；保有心性和悦的释然闲适之乐；物我一体的“观物”之乐等。按照冯友兰的“四境界说”来分析，“孔颜乐处”主题诗歌往往具备了“自然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等不同的境界类型，但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中国诗歌境界类型及其构成也是有贡献的。不过，自程朱学派提出“格物致知”或“格物明理”之后，“孔颜乐处”主题的诗歌，往往重在抒写实践主体或创作主体的“识”、“义理”或者“性理”，而往往忽视诗歌的诗境构建及诗意的艺术表达了。但从议论性诗歌来讲，以“明理”为主要诗意表达方式的“孔颜乐处”主题类型诗歌，同样对于提升宋诗议论的精粹化程度有巨大贡献。理学常常被称为“心性”哲学或者性理之学，其核心就是心性存养问题。理学家的“心性存养”主题诗歌主要有四种类型：理学家“心性存养”主题诗歌，重在抒写理学家对于心性之体用的认识；理学家诗人的“心性存养”的主题诗歌中，有不少以书写克讼、慎独、守礼、静坐、力行、息等实现心性圆满的方法与途径等工夫论问题为主要内容；理学家诗人的“心性存养”的主题诗歌中，也有一些以书写澄净心性、保有诚敬等存养心性的途径及方法的诗作；两宋理学家的“心性存养”主题诗歌，有些以书写“定止”心性境界或者定止心性目的为主要内容。
理学诗的表达方式同样受到理学“求道”的途径、方法的重大影响，“观物”“因诗求道”“格物致知”“发明”“象物比德”等“求道”的途径、方法，都对理学诗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其中，以“观物”为手段而以体察、践行心性为目的，是传统儒学重礼、自讼、慎独等性命之学在理学发轫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理学家“观物”之目的，乃是“明理”“明道”，或是书写因体察天地之机而保有了和平安逸之和乐心态，因此，这些理学诗的表达方式自然就与“观物”之如何“观”，“观”什么等产生了紧密关联。也就是说，“观物”的途径、方法、目的等对于理学诗的表达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邵雍之“观物”强调社会实践主体以知行相合的方式，兼备践履、体验、识察的合目的性与过程性而指向于心性实践。一些理学家在此一合目的性与过程性的“求道”进程中，受“文以载道”“因诗求道”等文道观念所影响，而写作了大量的理学诗。这些理学诗，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为了表达理学思理和理学内容。而他们在写作理学诗时，往往把理学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或实践方式等同于诗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写作诗歌对于他们而言，其目的指向于“求道”。因此之故，一些理学家的理学主题诗歌，在表达方式上却呈现出程序化的特征。以“观物”而写作的理学诗，其表达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物象——性理——（践行）”构型、“诗境——性理”构型、“物象——义理”构型、“明理——物象——（发挥）”构型。再如“格物致知”具有了丰富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逐渐成为程朱学派理论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贡献和门派特征。唯其如此，作为与程朱学说有所别异的理学各派，自然也试图通过对“格物致知”的相异性阐释、批判甚至完全否定，来彰显其学说迥异于程朱学派的特征。理学家之“格物致知”，主要是以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认知方式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两宋理学“发明”之途径、方法亦对理学诗表达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理学家以“发明”而“求道”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途径、方法，如阐释、说明、引申、创设、考索、分类、体悟、研究甄别、讲学驳难等，理学“发明”体现在理学诗的表达方式上，较为突出的有四个方面：对理学性理范畴或者命题，予以解释、阐释；因事、因物，或者因理学范畴、命题等而予以考索、注疏或者说明；一些理学家在对理学精义进行阐释、解释或者说明时，往往能自辟蹊径而创造、发挥，提出新的理论乃至建构其独具特色的理学性理学说；通过剖析、引申等方法展开对“心”之体用等问题的把握。
两宋理学家的审美理想也在理学诗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理学家的“巧贼拙德”“玩物从容”“气象近道”“温柔敦厚”“清淡”等审美理想，对于理学诗的内容、主题、风格及感情表达的强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一些理学家在书写“玩物从容”诗歌时，更为注重凸显个体得道境界或者主体道德气象、气度。而理学家“气象近道”审美理想也对理学诗的内容、风格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气象近道”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上的呈现，涉及诗歌风格、诗歌主旨和诗歌内容等，大致可以从叁个方面来认识。其一，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具有“清”“淡”“言意自在”等诗歌风格。其二，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亦注重书写实践主体“近道”之“气象”。其叁，理学家的“气象近道”诗歌，往往注意抒写天地“近道”之“气象”。两宋理学家往往以“静坐”“求静”“寡欲”等方式来求得心性的“淡然”，以实现其“明理”“求道”等存养追求。而在诗文创作上，宋代很大一部分理学家，他们的诗歌作品也呈现出“闲适”“平淡”等“气象”。这说明，以“清”“淡”为核心的这一类话语可能潜藏着他们某种思想倾向或者审美追求。理学家常常把“清”与“淡”分开来认识，“清”“淡”之美的意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在论文时，却又更为重视“淡”，以及由此而发挥出的“淡和”“淡然”等话语，而很少有以“清”美论文。至于在整体上使用“清淡”的情况，大多发生在以“清淡”描述景物、天气以及社会实践主体的气度境界等，在很少的情况下偶尔以之论文、论诗。两宋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诗歌呈现，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显性的呈现方式，可以看作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自觉性表达。从其诗歌作品来看，可分叁种显性表达方式：其一，两宋理学家“清淡”审美理想的重要诗歌呈现方式，是表达对实践主体或者歌咏对象的德性境界、气度等的推重和赞许；其二，重物景之“清”“淡”“清淡”之象，此“象”往往同天理、性、德等相联系；其叁，以“清”、“淡”或者“清淡”来论诗，或者理学家的诗歌表现出来“清”“淡”“清淡”等风格特征。从隐性呈现形式而言，两宋时期，理学诗人的“清淡”审美理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景物诗取景问题，也可能对他们的诗歌主题选择产生了影响。此外，理学家“温柔敦厚”等审美理想也对理学诗的内容、风格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理学诗的主旨、表达方式、审美指向等都受到了理学思想以及理学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理学因素成为理学诗的规定性条件和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制约了理学诗的发展变化，并呈现为理学诗的主体特征。成果进而对理学诗的流弊及其生成原因、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其一，该成果是国内外首次以“两宋理学诗”为对象的研究。界定了“理学诗”的概念，论证了其历史客观实在性，在理学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论述了其发生发展的缘起、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等，总结了“理学诗”的诸诗歌范型及诗歌体式。进而，对理学诗的主题、表达方式和审美特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二，从“理学——诗学”发生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理学诗”的内容、形式、审美风格等规定性要素和主体特征。这就以例证的方式，探讨了中西方共同存在的、绵延于古今四五千年的“哲学——诗”会通问题、“自然界——道德界”的统一性问题等重大而复杂的文化课题。由此，该成果具有了比较高的学术站位意识和文化意义。
其叁，该成果所用的研究理念及其决定了的研究方法较多且较为复杂。这就有效避免了静止的、分割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等。特别是，该成果立足彼时实际，创造性地使用了“体用文”同时探讨的方法，强调“循名责实”，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宋代理学家因其个体语言表述的差异而呈现出的理学术语各异、相同术语的内涵又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从整体上探讨“理学诗”奠定了很好的学理基础。这是百多年来，困扰中西方学术界对于宋明理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障碍。该成果凭借对这一理论障碍的突破，而具备了从整体上对“理学诗”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可能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