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康保成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加坡藏‘外江戏’剧本的搜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础窜奥009），最终成果为专着《新加坡藏“外江戏”剧本研究》。课题组成员有：陈燕芳、陈志勇、容世诚、李英。
该成果不仅局限于外江戏剧本本身，而且也覆盖了外江戏在中国大陆的流传情况，以及外江戏传播到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剧本抄藏者的生平情况、抄藏剧本的目的等方面的内容。该成果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考据法和剧本比较法。其中剧本文献，以新加坡抄藏的外江戏剧本为核心，同时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影印出版的《车王府曲本》《俗文学丛刊》，以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清末外江戏抄本、闽西汉剧抄本、湖北汉剧剧本等资料。
该成果第一次将清末民初“外江戏”剧目和剧本的样貌展示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正确地介绍了这批剧本的基本情况，并梳理了这批剧本的来龙去脉。
根据这批抄本的题记、批注和其他相关文献，重新考证了这批剧本的主要抄藏者陈子栗和其他相关人员的生平事迹。例如，首次指出陈子栗约出生于1872年前后，他应当名璧，字子栗，以字行，排行老二。近代音乐史上颇有名气的“潮州细乐”是陈子栗、洪沛臣、郑祝叁叁人在新加坡而不是在广东潮汕创立的。陈子栗的老师，近代着名民族音乐家洪沛臣，以往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说他卒于1916年。该成果指出洪沛臣应卒于1924年或1931年。此外，《中国京剧史》认为，新加坡传入京剧的时间是1910年，我们根据新加坡最早、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叻报》的记载，指出京剧传入新加坡最迟当在清光绪中期，而并非1910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剧本文献的比较，而得出的一些以往未被提出的新看法和新理念，兹简述如下。
以《访赵普》为个案，将外江戏剧本与同题的明清杂剧、楚曲、昆曲、高腔戏、京剧，以及全国其他皮黄声腔剧种的同题剧本纳入研究视野，在情节、人物、曲词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指出：以时间为线索，“访普”戏文由明前期仅录曲文的北曲清唱本，发展到万历年间曲、白、舞台提示俱全的北杂剧本，继而昆腔曲本、剧本，继而又出现清代宫谱本及异彩纷呈的地方戏剧本；这一文本形态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元明戏曲从坐唱到角色扮演的形态递变，另一方面折射出古代戏曲音乐从北曲到弦索、昆腔、高腔、南北皮黄的声腔衍化脉络。以空间为线索，清代花部《访普》的声腔、语言、角色使用情况在南、北传播路线中均出现分化，分别呈现出复古、创新两种不同倾向的传承模式。清代剧坛中的《访普》分皮黄、高腔、昆腔叁大声腔流布区域，南方剧坛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访普》原本的文本细节，又延续了北曲杂剧“一人主唱”的表演体制，具有复古的传承模式特点。近代以北京、武汉为代表的城市剧坛对《访普》一剧的角色体制、声腔音乐乃至文本内容进行了大胆创新，反映出清中叶以来北京剧坛活跃的戏曲创编活动和求新尚奇的剧坛审美趣味
以《青石岭》为个案，将外江戏与楚曲、车王府皮黄戏、赣剧、桂剧、邕剧、闽西木偶戏、川剧、湘剧、汉剧、怀梆、蒲州梆子、玉垒花灯戏、盐池道情、豫南花鼓、枣梆、豫剧、徽剧、滇剧等地方戏文本进行比较，指出：在清代剧坛同时流行的《青石岭》剧本中，楚曲时间最早，其所反映的文本历史形态也最接近该剧目祖本。相比之下，清代车王府剧本、潮梅外江戏及其他地方戏文本呈现的文本类型应为清中叶以后的添改版本。根据同题剧本的文本和声腔特点判断，《青石岭》源出早期西北地区梆子戏，在南传过程中加入了后起皮黄声腔的场次段落，这一特殊戏曲流变过程在岭南、西南地区的外江戏、川剧、滇剧中得到忠实记录，证实此类边缘剧本文献的特殊认识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
将外江戏《西篷击掌》与楚曲、早期粤剧、闽西汉剧相比较，早期粤剧《西篷击掌》与楚曲原本高度相似，说明早期粤剧基本承袭了清中叶楚曲文本。与潮梅外江戏毗邻的“闽西外江戏”，即后来的闽西汉剧，也与清代楚曲、早期粤剧高度相似，说明此地戏班的演出亦较大程度保留了楚曲文本的原貌。然而，与早期粤剧、闽西汉剧相比，潮梅外江戏的剧本却出现多处细节变化。结合前述剧本现象，可以推断这些变化是在外江班流入潮梅地区后，由当地艺人改编而成的。
以《百里奚会妻》为个案，将外江戏、粤剧、潮剧、粤曲说唱（八大曲）相比较，指出：广东省境内流传的叁种《百里奚会妻》剧本，皆属于“粤调皮黄”的共同体。其中，广府地区流行的粤剧和粤东地区流行的潮梅外江戏显示了较强的文本共性，而同处粤东地区的潮剧却体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民间特色。同时，粤曲本、广府粤剧本、粤西粤剧本和外江戏本在情节、语言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说明这些文本同出一源，必然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祖本”。而八大曲本《百里奚会妻》从粤剧班本演化而来的痕迹十分明显，说明从戏曲演出转化为曲艺演出的过程中，该文本在情节、语言层面上发生的变化并不剧烈。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成果提出“粤调皮黄”这一概念。所谓“粤调皮黄”指的是广东地区流行的、先用官话后用粤语唱念的皮黄戏。这就把粤剧的源头指向了外江戏。本文指出：广府、潮梅两地皮黄剧目的共通性及剧本的内部联系，奠定了粤调皮黄概念的文本基础。不过，作为清代皮黄声腔戏曲在广东境内的分支，粤调皮黄戏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地域分异，由此形成了早期粤剧与外江戏文本的差异。在现存剧本性质、场上术语使用、剧本分段形式、具体故事情节、曲白语言风格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早期粤剧和潮梅外江戏都在不同程度存在差异，反映了二者同源异流的历史联系。
从音乐声腔的角度，指出新加坡所藏清末民初外江戏抄本中的襄阳调曲谱保留了清代襄阳腔的原始形态特征，而湖北汉剧、常德汉剧等剧种中的“襄阳调”却已发生了关键形态的变化。并进一步指出：至迟乾隆年间，襄阳地区的流行腔调已实现了北方梆子腔（西皮因素）与南方吹腔（二黄因素）的初步融合。
结语部分，再次指出新加坡抄藏的这批外江戏剧本的戏曲史意义：这批抄本，一方面是目前最能反映清代入粤皮黄戏早期文本特征的地方剧本文献，另一方面也记录了那些因应潮梅地区社会历史文化条件而产生的文本调整、衍生与择汰，成为清代广东剧坛乃至清代地方戏曲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富于历史文化信息的剧本文献。
但是，该成果注意到了剧本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对百年前的外江戏老唱片的利用，这对于从音乐唱腔的角度判断外江戏与京剧、粤剧、潮剧的关系，就显得证据不够充分。
未来，可利用现代科技，将百年前的外江戏老唱片数字化。经过试听和记谱，与京剧、粤剧、潮剧、湖北汉剧等剧种在唱腔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这样，不仅“粤调皮黄”的遗传基因将会从根本上得到破解，而且上述各剧种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异同之处，也必将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