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积淀形成了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底色,并深深浸润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达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耕织图。
诗画相合:中国古代耕织图的绘制传统
耕织图是以“耕”与“织”为描绘主题的系列绘画。目前确切可知的第一套耕织图为南宋楼璹《耕织图》,全图45幅,其中“耕”图21幅,描绘了水稻种植的主要劳作环节,即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叁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筛、入仓;“织”图24幅,描绘了蚕桑生产的相关环节与场景,即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叁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缫丝、蚕蛾、祀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
在楼璹《耕织图》后,南宋、金以及元明清诸朝不断有耕织图被绘制或刊刻,总数不下六七十套。其中比较着名的如元代程棨《耕织图》、杨叔谦《农桑图》、忽哥赤《耕稼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雍正(时为皇子)《耕织图》、陈枚《耕织图》、冷枚《耕织图》、何太青《耕织图》,此外还有乾隆《御制棉花图》、嘉庆《授衣广训》(《棉花图》)等。这些图像的创作、刊刻或最初发起者绝大部分是官员或帝王。
上述图绘,除《棉花图》等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都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或受楼图影响绘制而成,图幅与内容表现与楼图或基本相同,或稍有增删。这些耕织图的每一幅图像通过表现“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描绘了某一劳作环节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以程棨《耕织图》的“浸种”图为例:一人站于岸上手抱盛放稻种的筠篮并向前伸,一人站于水中,伸出双手准备接取,旁边则是两个已放入水中的筠篮,再现了播种前的稻种浸泡环节。
在图绘外,耕织图的每幅图上还题有相应的诗歌。不同耕织图在绘画与诗歌的结合形式方面有所不同。或者是左“图”右“诗”,如程棨《耕织图》;或者是上“诗”下“图”,明清时期的耕织图通常如此;亦有诗歌被题写于画面之中者,如程棨《耕织图》中的乾隆题诗。所配诗歌主流为七言四句,少数为五言八句,如雍正《耕织图》。诗歌类型有五言绝句,如楼璹《耕织图》诗;有五言律诗,如雍正题《耕织图》诗;有七言律诗,如乾隆题《棉花图》诗;有五言十六句的排律,如赵孟頫作《农桑图》诗;有通俗易懂的竹枝词,如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诗。在文辞表达上,有的辞藻极为华丽,如康熙作《御制耕织图》诗;有的朴素直白甚至类似打油诗,如清末於潜县令何太青所作《耕织图》诗。另外,耕图诗与织图诗在总体风格上亦有细微差别,相较而言,织图诗在风格、辞藻上要更为华丽。
元·程棨《耕织图·浸种》 资料图片
生活和乐:中国古代耕织图的场景描绘
耕织图通常以卷轴的方式进行装帧,其中半是描绘犁田耕地、播种插秧等场景,半是描绘采桑育蚕、剪裁成衣等景象。随着卷轴的慢慢展开,其中描绘的耕织场景就如同一帧帧慢速播放的电影,徐徐呈现于观者眼前,连贯而进的劳作进程、丰硕的劳动成果与和乐的社会氛围跃然而出。
耕织图的描绘主题是“耕”与“织”,这是传统时代解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食”与“衣”的最主要方式。其中“耕”的主要承担者是男性,“织”的主要承担者是女性,这也被认为是传统时代最为理想的分工模式,所谓“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故每个成年男女都应勠力其间,“女当力蚕桑,男当力耘耔”,“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耕织图所描绘的恰是这一男耕女织的劳作场景:“田野”中的农事劳作以男性为主导;“庭院”中的蚕桑丝织则以女性为主体。这既是对传统时代男女分工的表现,亦是对两性“公”与“私”、“外”与“内”的主要活动空间的呈现。
在耕织图的图像描绘中,“耕”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织”以丝织生产为代表。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具有悠久的耕作历史,但由于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之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故人们一开始对水稻的重视程度不及粟、麦等作物,因此早期的“五谷”中也就没有水稻。唐宋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成为经济中心与国家统治的核心之地,所谓“国家根本,全赖于东南”“苏湖熟,天下足”。而“江南”的富庶以水稻为支撑,漕粮北上亦“养活”了大批北方人士,故明代宋应星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稻”也就成为产出丰富、民食保障的象征。而“丝”虽然并非历史上我国民众衣料的最主要来源,却一直在祭祀礼仪、国家税收、对外贸易(“丝绸之路”)、货币支付、治家维生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蚕桑丝织也就成为国计民生、衣被天下的符号与象征。正因如此,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才成为耕织图的核心描绘对象与主题。明代以后,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棉织品成为民众衣料的最主要来源,故出现了描绘棉花生产与棉纺织的《棉花图》,只是并未产生如楼璹《耕织图》那样大的影响力。归根结底,后世才兴起的棉纺织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蚕桑丝织的象征性地位。
耕织图的单幅图像,虽然主题是对具体劳作环节的描绘,但其中亦处处体现出社会和乐、家给人足的景象。比如,无论耕图还是织图都有多人共同劳作的场景,具体如耕图从“拔秧”到“入仓”图,至少有四个人的身影,多的达七八人,如“插秧”“舂碓”图,表现了农耕时代人们互帮互助的传统与氛围。而织图中的宽阔瓦房、高大廊柱与栏杆,则表达了人们对于华美宅第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家庭伦常亦是耕织图的重要表现主题之一。如程棨《耕织图》的“二眠”图,描绘了祖孙叁代的家庭伦常之乐:一位老妇坐在蚕架旁的凳子上,逗弄着年轻女性怀抱中的幼儿。康熙《御制耕织图》对家庭伦常的表现更是达到顶峰,如躲在经架下乘凉的儿童、庭院中追逐嬉戏的猫儿狗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幼儿、含饴弄孙尽享天伦的老人,日常生活中最温情、最难忘、最让人依恋的场景跃然其中,给人一种亲切、真实之感,而这正是农耕时代人们对富足、欢乐、祥和的生活状态与社会秩序的向往与追求。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的“田家乐”,则描绘了人们于丰收后欢聚畅饮的场面,一派丰收的喜悦与欢乐祥和之感。
劝诫与赞歌:中国古代耕织图的诗意表达
诗画相合是中国绘画的重要传统,其中“诗”据“画”而得以感悟与生发,“画”因“诗”而使意境进一步彰显和提升,“画”与“诗”相辅相成,最终达到意境上的融合与共通。耕织图,作为中国诗画相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在古代主流绘画认知中其是“图”而非“画”,“画”与“诗”亦呈现出非常紧密的结合关系。其中,耕织图诗以极富感染力的话语形式,对传统农耕文明做了诗意化的表达与呈现。
耕织图诗的内容表达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对自然时序与物候等的描写,如“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东风吹原野,地冻亦已消”;对相关耕织活动与技术的描绘,如“耙过还须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节序惊心芒种迫,分秧须及夏初天”;表达劝诫之意,既针对农民大众,劝导他们要顺应农时、辛勤劳作等,如“女当力蚕桑,男当力耘籽”“秋成先要纳官粮,好米将来送上仓”;亦针对帝王与官员,劝导他们要重视农业生产、爱护劳苦大众,如“须知白粲流匙滑,费尽农夫百种心”“寄语玉食者,莫忘稼穑难”;表达悯农情怀,即对农夫、农妇辛劳的同情之心,如“霜浓手龟坼,日永身罄折”“频执纤筐不厌疲,久忘膏沐与调饥”;对秋收有成、家庭温馨、邻里和睦等和乐之象的描写,如“人言田家乐,此乐谁可比”“且喜稼成登石硙,从兹鼓腹乐雍熙”;对当政者勤政爱民、太平盛世的歌颂与赞扬,如“大哉皇元化,四海无交兵”“帝力并天时,农蚕慰饱暖”。其中,不同耕织图诗在内容表达的重点上有细微差异,如楼璹组诗悯农情怀要重一些,赵孟頫诗有比较强烈的歌颂太平盛世之感,邝璠耕织图诗对耕、织技术的描绘稍多一些,康熙组诗说教、劝诫的味道更为明显,雍正组诗则偏重于描绘家给人足、盛世和乐之象。
这些耕织图诗的内容,表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农业生产需要遵循自然节律、准确把握农时,故需要强调并重视自然时序;耕织生产由一系列工作环节所构成,每一环节又有其具体的技术要领,农业生产要按照这些环节与技术要求进行;农夫、农妇是耕织生产的具体从事者,勠力耕织、按时纳赋以供养国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辛劳;当政者作为拥有天下者及负责“牧民”之人,按照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要教导大众把握农时、辛勤劳作,同时还要怀有一颗仁者的爱民之心,体会并关心民众之疾苦;只要农民与当政者遵循自然节律与农时,各安其业,各尽其责,就能做到秋收有成、生活和乐,最终实现天下的盛世与太平,即所谓“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
总之,“诗”与“画”是中国古代耕织图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中,“图”是基础,诗以“图”为依据创作而成。“诗”可以在“图”的基础上做适当延伸,还能加深人们对“图”的理解与认知,提供诸多图绘无法传达的信息。通过中国古代耕织图的图绘与诗歌表达,可以看到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不同面向,以农为本的重农劝农理念、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等跃然眼前。由此我们说,耕织图可谓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种诗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