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王志耕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文学思想”（项目批准号为：13础奥奥002），最终成果为专着《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课题组成员有：程正民、夏忠宪、姜敏、许力、樊倩蓉、张冠男。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研究目的是发掘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对话文本，厘清巴赫金对话理论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对话文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将被西方学界定位为后现代思想构架内的巴赫金对话理论还原为“俄罗斯”的理论。
该成果通过语境还原，重新阐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现其理论中的人类文化建设性意义，从而使这一理论的文学价值含义获得提升；通过历史考据与文化诗学方法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结构与该结构之中的文本现象之间的制约与影响机制，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范例。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国际上的巴赫金研究称为“巴赫金学”，相关研究可称汗牛充栋。但巴赫金之所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介绍进西方即引发巨大的研究热情，原因是西方人发现，他们的后现代理论居然在半个世纪前的巴赫金的论着中早已形成体系，于是，大量的研究都是在把巴赫金向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框架内“套”。而在俄国本土，巴赫金被“发现”时正是西方理论大量涌入的时期，他们在巴赫金身上发现的超前于西方人的思维特性，给了他们极大的自尊心满足，这些都使他们热衷于借着西方人的惊叹，而专注于巴赫金契合于西方思想的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巴赫金毕竟是一个俄国人，虽然他对西方文化史、思想史十分熟悉，他首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思想家。那么，他作为一个创造了伟大的对话理论的思想家，其“俄罗斯性”是什么？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答。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没有人注意，当年最早发现巴赫金的学者柯日诺夫称，他在70年代就提出了巴赫金与俄罗斯本土的东正教思想存在密切关系的观点，并且将这观点讲述给了美国学者迈克尔·霍奎斯特，而后者在他8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以及与夫人克拉克于1984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中，多次重申了柯日诺夫提出的这一观点，此后，西方学者也发表了若干研究巴赫金与基督教、东正教关系的着述，如卡瑞尔·爱默生的《俄罗斯正教与早期的巴赫金》（1990）、查尔斯·洛克的《狂欢与道成肉身：巴赫金与东正教神学》（1991）、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巴赫金与俄罗斯正教》（1997）、露丝·科茨的《巴赫金的基督教属性：上帝与被放逐的作者》（1998）等。这些着作对巴赫金思想中与基督教及东正教相关的内容做了关联性考辨，部分地弥补了仅在后现代视域中看视巴赫金的研究的缺陷。但是，这些研究却并非通过具体的历史文本的考证来推出他们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把巴赫金的影响源文本视为当然的参照系统，这样就失去了追究其中“俄罗斯性”内容的可能性。而在俄罗斯本土，也有学者试图去研究这一课题，如巴赫金研究专家伊苏波夫、马赫林等，都在他们的论述中接触过这一命题，但是，坦率地说，这些人的研究都是理论阐述大于实证考辨，原因是苏联解体后整体的研究环境恶化，没有学者像当年的潘钦科和利哈乔夫等人那样下文本考据的苦功夫了。因此，对于巴赫金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便一直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没有任何人做出基于历史文本研究的考证性工作。
正因为如此，该书稿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置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历史文本的参照体系中去加以重新认识，从而把西方和俄国学者的“设想”落到文本的实处，从而使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俄罗斯性”得以确立。
就此而言，该成果的主要创新性内容和观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运用历史考据方法，将巴赫金理论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这一问题置于最基本的起点上，即从俄罗斯本土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寻找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产生相关的所有重要内容，加以原始性审辨。比如，许多学者都涉及东正教的“道成肉身”理念与巴赫金对话哲学的结构关系，但是，这些人从来都是把“道成肉身”看成一个已无须论证的对象，要么强调它的“下降”结构，要么强调它的人学内容，但没有人追问，这个概念的文化史意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从一种教义文本转化为文化文本的。而本课题的研究对这一概念的原始发生、在教会思想史上的论争以及教义差别的隐含价值等方面加以全面考证，从而揭示出在这一概念中所隐含的价值内容和叙事结构，从而寻找到它与巴赫金理论的结构性关联。再如柯日诺夫曾提到巴赫金的“对话”与俄罗斯东正教的“交谈”文体存在关联，但是他却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而我们则在俄罗斯的书面文献中，把与这种“交谈”文体相关的代表性历史文本均进行了基于原始文本的考辨，如12世纪的俄罗斯伪经文本《圣母马利亚启示录》、15世纪的尼尔·索尔斯基的修道院《规章》、16世纪的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17世纪的圣愚圣徒传等。而在民间文化文本中，我们对巴赫金从未做过研究，甚至从未提到的一些与其对话理论（包括狂欢化理论）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发掘、考辨，如对送冬节、伊万－库帕拉节的结构性考证，对以阿法纳西耶夫民间故事集为蓝本的傻瓜类故事的考辨等。通过这些原始文本的基础性研读，把巴赫金的理论置于一个俄罗斯本民族文化的坚实的基础之上。
（2）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与对话与狂欢相关的原始文本进行模式考辨与归纳，然后将其与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化理论的结构进行关联。发掘俄罗斯的历史对话文本只是一个基础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寻找到它内在的对话结构。此前学者们之所以在这一问题面前望而却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的历史书面文化文本基本上都是教会文献，是以上帝为核心的独白性文本。所以柯日诺夫举出了巴赫金与俄罗斯神学家尼尔·索尔斯基之间的联系，却又说无法将他们的文本“一一对应”，因为尼尔·索尔斯基的文本有“另外的性质和另外的意义”。其实这个另外的性质和另外的意义就是指东正教的信仰理念，显然，柯日诺夫本人没有能力把巴赫金的回应性对话与这种宗教的独白性对话加以关联，而只停留在“对话”与“交谈”的表面形式的相似性上。实质上，俄罗斯的独特的对话性历史已经把这个对话的“回应性”密码嵌入了每一个书面文本之中，无论是教会文本还是世俗文本。关键就是要在这些文本隐含的叙事结构中找到这个密码。因此，我们在最典型的教会文本，如上述伪经文本、修道规章、圣徒传中，均成功地发现了其中隐含的对话与狂欢结构。而更重要的是，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告诉了我们一个解读这种文化文本与理论文本关联的秘诀，这就是：巴赫金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历史文本的接受不是在价值观层面上，而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或者说，一种文化结构对这种结构中的微型文本的影响不仅是在价值观上，而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结构上。这种发现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
（3）在上述历史考证与模式归纳的基础上，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加以“俄罗斯性”定位。巴赫金理论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被以往的研究反复阐述，因此，本研究不在这方面做过多的重复性工作，而是集中于巴赫金理论中体现其“俄罗斯性”的部分，如他的“含义”理论。我们发现，无论他的“复调”理论也好，狂欢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在“开放式对话”这个被简单化的构架中，其“俄罗斯性”被遮蔽了。实际上，巴赫金的“对话”是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意义发生结构，是一个由含义作为前提条件的结构。这个结构在神学框架内体现为“聚合性”的粗略构架——“多样性中的统一体”。但就是这个粗略结构启发了巴赫金建构他的含义整体理论，而这一理论使他既超越了康德哲学的构架，也迥异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构架，而成就为一种既强调了含义先在、又强调了诸个体激活含义而将其转变为“意义”的“回应性”行为的俄罗斯式的“对话哲学”。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几个方面的“发现”的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应用价值。
（1）该成果可以说有叁大“发现”：一是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对话文本的发现，在俄罗斯古代的教会文献、宗教文化及民间文化文本中找到了巴赫金对话模式的原始形态，弥补了巴赫金自己在阐述其理论渊源时只用西欧文本为例的缺陷；二是发现了巴赫金与俄罗斯民族文化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是存在于价值观层面，而是存在于方法论层面，即巴赫金接受的不是信仰理念，而是叙事范式；叁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巴赫金的“俄罗斯性”的理论奥秘，对以往研究中对其对话理论的粗暴性解读进行了重新考释，从而发现其复杂的含义理论乃是他超越西方哲学的俄罗斯基石。这些发现必将大大推动巴赫金学的整体研究。
（2）该成果的上述发现有赖于把历史考据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对于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范例。此前的研究缺少历史文本的发掘与考辨，只重阐释，不重考证。这种阐释性研究固然可以把理论更好地运用于文本解读，但是在面对将一种宏大的理论重新加以民族性定位的时候，这种仅凭阐释的做法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而一旦成功运用该方法，则可以使理论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历史文本的基石之上。
（3）文化诗学是项目主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法，有赖于这种方法，解决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东正教信仰独白之间的悖谬性问题。文化诗学方法的关键不在于把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相关联，而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原型文本与文学的具象文本之间寻找到结构性对应关系。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之所以缺少进展，就在于无法解释东正教理念与巴赫金的社会价值观层面上的关联。而文化诗学的方法启发我们在叙事结构上去寻找神学文本与巴赫金理论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突破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种研究方法也将对相关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价值。
四 成果存在的不足
巴赫金的理论体系十分庞杂，虽然其对话理论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其他内容，如语言哲学、艺术社会学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理论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将这个大的研究类型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架构。
此外，俄罗斯的历史文献同样庞杂、零乱，其文化内容因为混杂了东西方以及本土的多种元素而显得同样复杂。因此，其中显然还有许多对话性内容有待发掘，通过这个工作，也使我们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重新加以完整认识。如果奠定了这个基础，那么，在俄罗斯文化结构中存在的大量文学现象，都可以获得更为顺畅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