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项目批准号为：12叠奥奥037），最终成果为专着《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
一 走向多元化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文学是思想、情感存在的家，文化是价值、精神存在的家。与文学和文化相伴而生的批评既表达对文学的审美诉求，也凝聚着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作为世界文学批评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自发端之初就对欧美“走马灯式”的文学理论热表现出“理性支配”的淡定，对“实用批评”情有独钟，其“开放、多元”的态度、“回归传统和文学性”的诉求与当下“理论异常喧嚣与骚动”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百年的发展，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呈现出“非此非彼、非原创性杂糅”的特质，所彰显的“以我为主、不跟风、主张多元”的思想值得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界借鉴。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既是其文学内部权力机制转换使然，也是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和全球化的结果。
二 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语境
经过近两百多年的垦殖，英裔澳大利亚人终于在1901年建立了独立的联邦政府，从此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试图脱离英国干预的氛围弥漫着整个澳洲大陆。然而，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无法摆脱英国影响的现实，使得澳大利亚人陷入了自主性和依附性的两难境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让偏安一隅、奉行封闭孤立政策的澳大利亚人幡然醒悟，曾寄希望于英国保障其安全的幻想破灭，澳大利亚加速了与美国结成联盟的进程，逐步打开了向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开放的大门。美国文化热开始在澳大利亚社会升温，大有替代英国文化影响之势。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实施白澳政策，建构叁础（础苍驳濒辞础尘别谤颈肠补础耻蝉迟谤补濒颈补）文化帝国。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欧美，毗邻亚洲，澳大利亚担心被亚洲文化包围，试图通过歧视和排斥亚洲人和土着人的“白澳”政策，确保西方文化的纯洁性和合法性。60年代的反越战争和民权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被迫于1973年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政策。尽管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土着人的平等权利，但民族和解之路依然漫长而艰辛。表面上确实是在叁础文化帝国中增加了土着文化一极，由叁础演变成了四础（础产辞谤颈驳颈苍补濒础苍驳濒辞础尘别谤颈肠补础耻蝉迟谤补濒颈补）文化共同体，事实上，对少数族群的偏见照样根深蒂固。
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澳大利亚迎来了文化繁荣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拥抱亚洲”的转向，抓住了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往来的机遇，澳大利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为了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澳大利亚政府先后多次修改移民政策，吸引了包括亚洲人在内各国人民移居到澳大利亚。亚洲文化的融入使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以文化认同、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为核心内容的多元文化政策正趋向成熟。澳大利亚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的文化活动十分活跃，不仅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各类大奖，而且促进了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已从四础文化共同体演变成五础（础产辞谤颈驳颈苍补濒础苍驳濒辞础尘别谤颈肠补础颈蝉补础耻蝉迟谤补濒颈补）文化共同体。
2010年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论调，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出现了退缩的迹象。受到欧洲右倾主义思潮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在多元文化政策上出现摇摆和分歧。迫于国际恐怖主义形势和内部党派政治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似乎有意淡化在国家政策层面直接谈及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强调“全体澳大利亚人的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共同价值和国家形象。尽管多元文化政策遭受逆流，甚至出现一些杂音，但由于它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再加上40多年的实践，该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总体上取得了成功，对于促进澳大利亚各族群之间的和谐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 游离于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文学纪事
发生在文学实践活动的重要纪事对于研究文学批评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嬗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围绕这些重要纪事所展开的讨论和辩论体现了不同流派学者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判断。澳大利亚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里程碑式”的文学事件，他们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思想演变的风向标，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综观彰显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思想演变轨迹的文学纪事，澳大利亚人一直无法摆脱本土性和国际性的争辩困境，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断根之痛。
发生于20世纪叁四十年代的“金迪沃罗巴克”诗歌运动和“愤怒的企鹅运动”是主张本土性和国际性两派人物的第一次交锋。前者试图将土着语言、主题和神话融入诗歌创作之中，以期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与欧美国家现代主义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创作主要内容所不同的是，这种澳大利亚式的乡村现代主义则把其丛林自然风貌和原住民的神话、音乐、舞蹈等作为体现澳大利亚本土性的源泉和基础，这既违背了现代主义本来的主旨，也容易遭到其他诗学派别的诟病。“愤怒的企鹅运动”是由一批年轻诗人和艺术家在澳大利亚南部阿德莱德发起的文艺先锋实验运动，他们企图将欧洲现代主义引入澳大利亚，并通过自身的实践，为澳大利亚文学和艺术树立新风尚。尽管两个“运动”都遭到了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先后“失败”了，但澳大利亚年轻作家和批评家展现了强烈的先验意识和革新精神。
“澳大利亚文学价值标准之争”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未来”的辩论，从“澳大利亚文学是否有资格进入大学”，深入到了“如何在大学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问题。着名诗人兼评论家霍普提出了大学应该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观点，遭到了秉承英国文学传统学者的反驳，反对者认为稚嫩的澳大利亚文学毫无价值，缺乏文学上的“伟大”之处。具有民族主义者意识的作家弗兰克林呼吁文坛应当携手克难攻坚，为澳大利亚创造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她提醒作家与批评家应对“英国文本性”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描写澳大利亚景物的“帝国版本”。表面上看，这是文学标准之争，实质上是澳大利亚人挥之不去的“本土性”和“国际性”之争的又一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呈现多元狂欢景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各种理论先后粉墨登场，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诸多争辩。从“新左翼批评与新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批评”，再到90年代的“《第一块石头》与女性主义纷争”和“德米登科事件与移民身份辩论”无不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新左翼批评”与“多元文化主义批评”遥相呼应，主张建立更加开放多元的批评思想体系，将土着人、女性和新移民纳入批评视野，对新批评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大加挞伐，认为本土文学的“澳大利亚性”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并不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唯一核心。“《第一块石头》与女性主义纷争”和“德米登科事件与移民身份辩论”是两部书籍而引起的文学事件。前者以墨尔本大学的一起两位法律专业的女生指控他们的院长性骚扰的案件为非虚构性作品的主要内容，质疑女性主义行动的目标，反映了女性主义作家海伦·加纳同情男性的后女性主义立场，遭到了社会各界和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英裔作家海伦·德米登科的长篇小说《签署文件的手》获奖后，作者假扮乌克兰族裔作家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他借助少数族群作家处于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颠覆了主流白人作家的形象，引发了对多元文化政策“反向”的思考。
这些文学纪事昭示了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的变化，反映了澳大利亚挣扎于文化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现实。一方面，澳大利亚人渴望建立独立的文化身份，强调地方本土主义，试图与英美文化保持距离，对土着文化和亚洲文化进行压制来维护独立的尊严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又对本土文化缺乏信心，难以切割与英美国家文化的联系。两股势力在澳大利亚文坛不断交锋，形成了澳大利亚所特有的“钟摆”现象。随着土着文化、亚洲文化逐渐获得认可，澳大利亚文化身份建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四 走向多元化和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思想
本土性和国际性贯穿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主线，这既是其移民文化本身的宿命，也是其割裂土着文化之根的结果，其背后是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尽管“本土性”和“国际性”如同笼罩在澳大利亚上空的幽灵，但经过百年的发展，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思想走向多元化的态势似乎不可逆转。
注重实用批评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本色。文学批评可分为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前者主要以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文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是对作者、读者、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一般的文学原理。后者则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试图挖掘作家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综观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澳大利亚出版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的书籍，有些单个着名作家甚至有多部评价其作品的书籍。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文学理论被传入澳大利亚，年轻一代的学者开始运用文学理论撰写文章。但在总体上澳大利亚并没有形成像欧美热衷于研究文学理论的氛围和环境，实用批评依然占据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主流。
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上挣扎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底色。当民族主义高涨时，文学评价多从民族性和本土性出发，强调学术思想独立性，因而刻意与英国传统和欧美理论保持距离；当在国际化潮流中看到“狭隘的地方主义”的短视时，又会纠正这一偏差，积极融入世界主义文学，强调普世性的审美价值观。造成这种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是民族自主意识与外在影响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再加上澳大利亚从来都没有就土着文化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在话语世界依然保持挤压的态势。这就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在文化和民族心理上最分裂的国家之一，反映在文学批评之中就不足为怪了。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理论批评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研究到了“言说必理论”的地步。尽管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坚守传统实用批评范式，对晦涩的理论术语和过于专业的文学批评不感兴趣，但也不乏学者则积极融入文学理论发展的大潮，试图展现“澳式”理论突破。海伦·蒂芬和贝尔·阿什克拉夫特等人的《回写帝国——后殖民理论与实践》《后殖民研究读本》是至今最权威的后殖民理论书籍之一；特纳的《民族化：民族主义和澳大利亚流行文化》和《作为社会实践的电影》打破了高雅文学和流行文化的界限，试图探讨电影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杰曼·格雷尔的《女阉人》被视为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被广泛引用等。格兰·穆哈根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是对后殖民主义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澳大利亚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的事实，不仅使它不再是欧美文学理论的对立或者补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多元化、跨学科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成色。除了以族群和性别为主要标志的多元文化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今，文学批评中的“越界”日益增多，即从政治学、历史学、媒体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及其文学性，出现了所谓的“泛文化”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不再是纯艺术的高雅批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文学经典跟影视、文化节、娱乐活动联系起来，试图吸引更多的大众参与其中。文学也不再是单一的文类，自传、传记、游记、纪实文学、传奇文学、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变得丰富多样。文学史家伊丽莎白·韦伯在谈及近十年文学批评时说：“在没有新理论出现的十余年，澳大利亚与其他地方一样，又出现反对从政治和理论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转向。很多学者对以研究为导向的方法更感兴趣，如书籍史，以及从国际视阈而不是国内视角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