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陈信凌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础齿奥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胡一伟、邓年生、余玉、张兰、郑斐、杨娜、黄慧。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了配合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中央苏区开创了崭新的红色文化传播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思想宣传与文化传播工作。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中，苏区红色文化传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动员与激励的效能，“唤起工农千百万”。
苏区的传播与宣传理念经历了一个从不重视到更为重视的过程。根据现存历史文献透露出的一些相关信息，可以推测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格局。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制定了一个对于宣传的小册子，其中对宣传方式的表述为：“（1）标语；（2）传单宣传大纲；（3）口头宣传；（4）壁板、日报；（5）画报；（6）群众大会；（7）演新剧；（8）刊物；（9）化妆宣传；（10）写木板丢在河内流到远处去；（11）写信笺到各处去。”1931年12月21日发布的《中央对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其第八部分谈及宣传教育工作，其具体实施意见为：“创办工会报纸，发行漫画、小册子、壁报，宣传拥护苏维埃政权”，“建立工会的宣传队、俱乐部、各种文化教育组织，扮演新剧化装演讲，以扩大宣传”。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文化传播工作的运行状态不是单一、局部、零散的，而是多样态、多平台、多面向的。其主要的形态有报刊传播、标语传播、歌谣传播、戏剧传播、漫画传播，它们既别具一格，自成体系，又相互融通，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格局，而这也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五个对象。
目前，对中央苏区的戏剧、歌谣、标语、漫画等文化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框架下展开的。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合理并且必需的。不过，苏区的红色文化具有显着的特性，即具备强烈的受众意识、明晰的目标预期，注重创新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并追求切实的传播效果，只有在传播学的视野下，才可能对其存在的价值、意蕴与形态进行更为全面与确当的阐释；另外，现在的研究只涉及了苏区戏剧、歌谣与标语等方面，对于苏区极具特色的晚会、漫画、列宁室、化装演讲、墙报等鲜有触及，而它们都是传播学研究难得的素材。所以，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进行传播学的解读与阐释，既是一种研究趋势，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报刊传播。报刊是中央苏区文化传播的主要平台，也是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载体。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叁十四种”，这应该只是指中央苏区党政和群团层面的报刊数量。在它们中既有铅印的，也有石印的、油印的；既有图文并茂的多版大报，也有传单式的油印小报。就整体而言，这些报刊的纵横相间、高低错落，形成一个立体性的结构。从纵向来看，可分为中央级报刊、省级报刊、特委报刊和县级报刊；从横向而言，又表现为党组织系统报刊、政府系统报刊、军队系统报刊、群众团体系统报刊等。它们因性质不同而呈现不同特色，但总体方向都聚焦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承担主流媒体的传播职责。
（2）歌谣传播。歌谣传播通过歌谣的传唱展开，由于只需在人际间口耳相传，对传播条件与渠道无特别要求，它成了中央苏区的一种参与性与渗透性最高的传播方式。传唱者可以是一个组织，红军的宣传队和地方上的业余唱歌队即是其典型代表；也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当时苏区活跃着一批名震遐迩的红色歌手。传唱的歌曲少量是新创，多数袭沿旧有的曲调填写新词。运用的场域极为广泛，鼓动百姓参军、提振红军士气、瓦解白军斗志，乃至于苏区政府的行政公文、红军的宣传告示等，都会借助歌谣传播的形式。由于它们贴近实际，因此能屡屡获得预期中的传播效果。
（3）标语传播。中央苏区的红色标语传播，体现出了组织传播的一些特征。标语传播的重要性异乎寻常，与组织的生存、壮大与发展息息相关。标语传播队伍的构成与运转严密而规范。在一些特殊关口，标语的传播以覆盖式弥漫性的排布出现。标语传播是与共产党及红军的任务、目标紧密相连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根据现存的文献尤其是当事人留下的材料，可以推断：中央苏区的标语传播的效果是具体而实在的。
（4）戏剧传播。戏剧传播是中央苏区较为成熟的一种文化传播样式，形成了完备的传播组织与传播机制。在苏区中央、省、县乃至一些区乡都成立了剧社，其核心受众为苏区的工农兵群众，传播的内容主要反映前线战斗、农民觉醒以及城市工人运动。苏区戏剧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不拘一格，在演出形态上，既有话剧、地方戏，也有对象感更强的活报剧；在表演的场所方面，既有常规的剧场，也会送戏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以及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地。这些特殊的传播方式，使得戏剧所传播的革命理念深入苏区的每一个角落。
（5）漫画、晚会、列宁室、化装演讲、墙报等渠道的传播。它们都是红色文化常用的传播路径，是当时的宣传工作者根据苏区的环境、条件，特别设计出来的传播样式。从留存下来的苏区报刊中可以获知，当时的文化传播者对于这些文化形态的传播内容、方法、要领、途径等，都进行了精到而细致的设计。整体而言，它们都深度楔入接受者常态生活的情境之中，使他们在自然的状态中感受其传播的内容及影响。
（二）基本观点
（1）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是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开展的，它是苏区人民用以巩固与扩大工农民主政权和进行革命战争的锐利武器。它有效地为苏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服务，为中央苏区数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展开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工作。
（2）苏区的红色文化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与人力、物力条件，改造和创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传播形态。这些形态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信息接收者与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都有自身明显的特征，至少在内容的直白、诉求的急迫、频度的密集、形式的粗放等方面，与常规状态下的文化传播迥异其趣。
（3）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以覆盖式与弥漫性的传播气势，在苏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含蕴明晰的信息环境与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和鼓动组织的作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使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无论是在前方打击敌人，还是在后方扩大红军队伍、节省经济、发行公债、突击春耕等运动中，都发挥出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4）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事业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传播经验。简而言之，这些经验就是：从苏区的实际状况出发，紧密配合党政中心工作，根据群众的爱好和接受水平，采取各种便捷易行、通俗易懂的方式，以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这些经验在今天仍有可资学习、借鉴的价值。
（叁）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1）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中央苏区戏剧、歌谣、标语、晚会、列宁室、墙报的历史实物与相关材料，力求在更大程度上还原这些红色文化样式的历史真貌。
（2）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央苏区戏剧、歌谣、标语、晚会、列宁室、墙报等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模式，尤其注重对其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技巧的剖析。
（3）从整体上梳理与总结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经验与传播规律，并结合当前文化思想传播的实际状况，分析苏区文化传播经验的当代价值。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1.可以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做出富有价值的探索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是传播实务中的一个经典性案例，在传播技术上积累了丰厚的中国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来，长时间置身于大敌环伺情境中。红色政权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苏区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动员。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以覆盖式与弥漫性的传播气势，在苏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含蕴明晰的信息环境与舆论氛围。在扩充红军队伍、节省经济、购买公债等议题的传播中，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对这些传播经验的总结，可以丰富现有传播学理论的容量，并且使之带上中国的特色与印记。
2.可以为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增添重要一环
苏区红色文化以多种富有特色的传播渠道与形态，在当时凝结成巨大的传播力，现在学术界对于苏区戏剧、歌谣、标语的研究，大多并非在传播学视野中展开，而且对列宁室、漫画、化装演讲、墙报等极具苏区特色的红色文化形态，更是绝少触及。而传播学界此前对此只有极其有限的涉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究。该成果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