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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词2012)

2024年09月26日15:10来源: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安徽大学刘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词2012)”(项目批准号为:13CXW005),最终成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李娟、周正昂、王磊、章玉政、邹君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新闻学历来被分为理论、应用和历史叁大领域。其中,应用新闻学离新闻实践最近,却常常被置于“术”的范畴,而备受轻视。长期以来,作为应用新闻学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文体”始终龟缩在“新闻体裁”的狭小空间中,高校的新闻业务课也仅仅停留在讲授新闻写作技巧层面,“新闻文体史”更是长久无人问津。王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醒学界要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学生们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有鉴于此,本项目首要的研究目的即在于唤起学界对于应用新闻学研究的重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文体史”本身是一个具有研究张力的命题:其背后既蕴藏着深邃的新闻观念的变化,涉及新闻理论内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浸润了业务层面的质的规定性。换言之,这是一个能够真正勾连新闻学叁大领域的研究论题。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新闻文体乃至应用新闻学研究中,规范性(苍辞谤尘补迟颈惫别)研究居多,描述性(别尘辫颈谤颈肠补濒)研究偏少,“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常常出现割裂的状况。这样,往往容易导致此类研究中化约主义倾向的出现。而且,研究视野也趋于单一,多将新闻文体置于新闻业务层面,仅仅将之视为“术”,从体裁写作技法角度加以密集研究,理论视野不够宽拓,历史思维又极度匮乏。该成果希望能够直面这些问题,探索新闻文体史研究的新路径。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惯常的做法是运用纯粹的编年史路径加以阐述,这种研究的优势是一目了然、易于呈现历史细节,但同时又容易限于琐细,遮蔽重点。该成果力图跳脱这种单纯的新闻业务编年史的写法,尝试由具体问题切入,在展示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演变的实存状态的基础上,观测文体演进背后观念的变迁,探寻促发文体嬗变的关联因素和基本规律,继而为互联网时代新闻呈现方式的变革、新闻实践的革新提供一份借鉴。具体来说,“1949年以来新闻文体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图景与发展脉络?哪些因素在影响新闻文体的嬗变?那些以新闻为业的人如何从事文体实践?他们又是如何思考新闻的制作?”凡此种种的问题,构成了该成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域”。

该成果的主要观点是: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需要从新闻文体内在逻辑出发,展示不同新闻样式、呈现方式及至文体观念之间交光互影的历史脉络。基于此,本书首先引入“范式”概念对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展开“深描”,结合文体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形态考察文体的演变。这是因为,“范式”概念为我们打量新闻文体的演变与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媒体、不同记者生产的新闻文本恒河沙数,种类、形态也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新闻文体范式”超越千差万别的新闻作品层面,跳脱新闻体裁、报道方式、报道模式等单一维度,是对单纯新闻文本的提炼与超越,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1949年以来我国新闻文体演进的脉络与文体观念的移位。另一方面,“新闻文体范式”能够为我们寻找不同文体样态创变与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路。文体范式的变换与迁移,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与此同时,着眼于不同“新闻文体范式”之间共生与互动关系,展开对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的阐释,这一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实质是为了探寻新闻业务史研究的多维度可能性。

基于此,该成果按“总—分”结构,分为四章展开论述。

《范式与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主要基于“范式”互动的维度,检视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演进脉络,探查新闻文体嬗变的内在机理。我们首先阐释在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研究中引入“范式”概念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这需要简要论证“范式”的概念史,展示其内在张力和外在传播力之间的关联。新闻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体性特征、内在机理、规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体范例等,结合不同报纸的性质与风格定位、中国新闻文体的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构成了我们判断范式类型的一个重要标准。循此标准,将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划分为叁大范式:“宣传范式”、“文学范式”和“专业范式”。

“宣传范式”指的是新闻文体的逻辑起点与功能指向都以宣传为根本目的,其实质是运用新闻进行宣传,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话语的“征用”。“文学范式”是指新闻报道中调用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来呈现新闻的方式,它表现在文体样态上,是指散文式新闻、新闻特写、报告文学等杂交文体的出现,表现在方法上则是散文、小说等写作技法在新闻中的借鉴与改造。“专业范式”源自新闻职业化进程中逐渐型构的专业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呈现的是新闻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具备的本质特征和独特气质。

整体观之,叁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的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文本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维度看,叁大范式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相互勾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依据新闻文体的特质、新闻媒体的特点以及新闻生态环境的特征,结合不同文体范式的生成与变化历程,将1949词2012年新闻文体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从范式并存到“宣传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1949词1965年)、“宣传范式”的畸变(1966词1976年)、“范式”的调整与复兴(1977词1989年)、“范式”的定型与融合(1990词1999年)、“范式”的转型与重构(2000词2012年)。

《承继与调适:“宣传范式”的文体嬗变》,着重展示作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主导范式的“宣传范式”的基本特质。首先从文体变迁中分别考察“以正面宣传为主”这一基本方针的内涵与演进历史,两大报道模式(“政论模式”和“信息模式”)的文体特征以及两种报道方法(“印证式”和“用事实说话”)的不同内涵与使用情境。本章还对“宣传范式”的标志性文体样式——“新华体”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力图全景呈现“新华体”从风格厘定到内涵型构再到变革调适的全过程,从而探查“新华体”特征型构与内涵革新。这部分还有一个重要发现:亦即2000年以来,伴随新闻文体“专业范式”的日渐成熟,“新华体”开始借鉴“专业范式”,“征用”客观报道手法,用专业的方式进行“宣传”。

《互动与交融:“文学范式”的文体创变》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代新闻文体实践中,文学因素如何被调用与凸显,新闻如何与文学互动与博弈。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这部分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第一次从新闻文体维度,提出并阐释了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内涵与演变。本章首先历时性展示“文学范式”的呈现路径及其基本特质。紧接着,我们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中,提炼出了“文学范式”的两种报道模式:“散文模式”与“故事模式”。与之相对应,我们分别考察了“文学范式”两种典型的文体样式(“散文式新闻”和“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变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质、代表性作品等。本章的第四节选择“文学范式”的代表性记者南香红作为个案研究,运用内容分析和叙事学方法,选择其31篇特稿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在展示南香红特稿风格的基础上,探讨特稿的文学面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章通过比较分析“故事模式”在不同范式中的不同用法,借此进一步廓清了叁大“范式”的基本理路。其中的重要观点是:文学范式中的“故事模式”着意于文学意义上的“再现”,强调运用一切适宜的文学表现技巧叙事写人、呈现新闻;“宣传范式”使用“故事模式”的首要前提是为政治宣传服务;“专业范式”视域中的“故事模式”实质属于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契合了传播的“仪式观”,强调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新闻事实的意义,凝聚社会共识。

《型构与创新:“专业范式”的文体演变》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一个基本观点,亦即“新闻文体‘专业范式’是在新闻职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关涉新闻职业价值与专业定位的文体理念与操作规则”。为此,着重剖析了新闻文体“专业范式”的当代路径与核心内涵,阐释其两种报道模式(“信息模式”和“深度模式”)不同定位与特点,并结合“客观”与“深度”两种专业诉求,展示了“客观报道”“深度报道”两种主要报道方式在当代中国的演化。其中,对于两种“深度”追求方式的总结具有一定的新意:80年代以“思想”求“深度”,90年代至今以“专业”求“深度”。为了论证“专业范式”下会产生不同的文体呈现方式,本章最后选择了两位名记者(王克勤与李海鹏)作为个案,前者以“调查性报道”见长,后者以“新闻特稿”闻名,力图从他们的报道文本中来分析其各自的风格特征,继而探寻新闻文体生产的微观理路。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作为新闻业务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文体史不仅是勾连新闻学研究中“学”与“术”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也是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路径”。

从以下叁个方面来阐释该成果的价值。

(1)学术价值:在我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历时呈现1949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实存状态和发展脉络,着力探寻记者群体和“名记者”个体在文体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与作用,从理论上厘清了新闻文体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以及文体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彰显60多年来我国新闻观念的演进轨迹,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实践、反身打量新闻观念嬗变的另一种思路。同时,这种研究路径也为新闻文体乃至应用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

(2)应用价值:立足历史视域,从新闻文体的内生逻辑出发融合“记者研究”“新闻文本研究”,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不仅能够通过探源测流来夯实新闻文体研究的基础,还能够切实解决新闻写作学领域纵、横两个维度不平衡的问题。此外,新闻文体史作为新闻业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成果在推动新闻业务史这一专门史的研究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3)社会影响和效益:该成果对于新闻文体本体的关注,能对职业记者的新闻写作专业化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当下正在流行的“非虚构写作”的研究,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专业认知和现实借鉴。

(责编:金一、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