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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理性发展。有什么样的理性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不同的发展观自然又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要顺利推进社会发展，有必要对理性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理性。

一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许多危机和灾难。社会发展各种扭曲现象的出现或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固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理性，但确实与理性的迷失和误用直接相关。出现非理性发展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一问题缺乏高度的警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总会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要求纯而又纯的理性发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目前发展中出现的非理性问题并不仅仅是自发的，而是在逐渐受到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并加以推波助澜，这样下去就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伴随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理性的迷雾和困惑不断加剧。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为此，应当对理性作出认真的反思，从而达到对理性的合理把握。

实际上，值得真正反省的与其说是理性，倒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理性观。理性的内涵本来是丰富的、全面的，但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由于被不适当地理解和运用，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走向了片面化的发展，以致形成今天被扭曲了的形象。

远不说古代社会的理性，就以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理性而言，其内容和精神是非常丰富而全面的。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理念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弘扬理性，就意味着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然而，自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发展逐渐发生了蜕变。科学理性在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理性的权威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了新的上帝。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355－这样一来，理性的弘扬逐渐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任何问题都应由理性来识别和解决，任何社会现象都应由理性来评判，任何理想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都应由理性来建构。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观念和原则，只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用来建构出对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的体系。尤为突出的是，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习惯于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理性只被当做工具性的能力，其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被置之度外。结果是，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往往因其缺乏正确的引导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扭曲。当代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出现，确实与理性的这种片面发展密切相关。

这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理所当然受到众多思想家的批判。早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就率先发起了对理性的批判，指出科学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类堕落。之后，生命哲学家尼采尖锐地指出，作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具有反生命的特质，其根源就在于理性主义本身就有敌视生命的本性。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强烈地批判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以此捍卫存在的家园。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主义突出研究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用以揭示现代理性和现代文明的压抑性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现代性的危机主要归结为理性主义即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后现代主义则对理性主义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和哲学批判，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罗蒂、霍伊等，他们以解构、颠覆理性主义为中心，认为理性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残酷暴君，理性以其普遍性和自我中心消除任何“异己”和“他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便是集权性和专制性。

虽然众多的批判理论将现代社会各种“现代病”的根源归咎于理性本身是错误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一个事实：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由全面走向片面、由统一走向分裂。完整的理性被肢解，必然导致抽象的、片面的理性。用这样的理性来思考问题与指导行动，必然形成片面化的、畸形化的后果。因此，要使社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当然，这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有的理性主义，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吸取当代先进文化价值观念，认真把握时代精神，重新建构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新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