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快慢及其社会效应分析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发展阶段：国际经验
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经济成长的阶段性，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及其社会影响力问题。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⑥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纪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2009年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使得主权债务蔓延欧洲，世界银行更是预测欧元区2012年经济增速为负0.3%。这使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焦点由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转向工作福利和移民问题，并倡导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人们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积极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情形与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学者仍然强调社会政策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强调积极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东亚，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70、80和90年代，东亚国家盛行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⑧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90年代的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的生产主义发展导向。⑨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人均800美元”到“翻两番”，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与其他东亚国家实施的“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十分接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减缓。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2%，大部分时期处于“零增长”状态。⑩韩国在21世纪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为6.1%，2011年为3.6% ，而IMF预测韩国2012年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国，直到 2010年其经济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为9.2%。
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演化，社会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腾飞和高速成长时期，人们往往具有进步主义的倾向和对社会前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因而国家的发展战略容易赢得民意的支持。在社会政策上，由高速发展带来的“滴漏效应”使全体民众得益于这一发展过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发展成果的分享。在此过程中，社会所有群体都有可能通过“滴漏效应”而得益（即经济成长的好处也能为下层阶层所分享），从而使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也能够对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尽管这一战略会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间力量成长的空间，但成功的经济运作使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这一逻辑已经为东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所验证。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所具有的“滴漏效应”已逐渐消失，而社会所存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矛盾也会“显化”。这就使低速的经济发展成为诱导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对于权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触情绪会不断增强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压力。在这一背景中，许多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超越了高速成长的阶段后，都相继进入民主化的进程中，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转变。在中国，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后需要建立一种与常态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将由来自于各方面的驱动力所构成，而国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励这一机制的发展以回应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在这一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来保障这两个阶段的平稳过渡。在采取生产主义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是滞后的。社会开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骋顿笔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社会服务的供给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经济增长阶段，民众对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压力还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许多就业机会，部分是由于“滴漏效应”的影响。在跨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后，民众的社会保障诉求会不断增强，而经济的中速或低速发展也有可能给一些民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强化了这些要求。因此，从东亚各国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与国家福利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进程也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
欧洲的情况与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与国家福利的削减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在欧洲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经济增长时期具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因而与奉行“生产主义”战略的东亚国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发展程度过低的“补课”任务。相反，它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应对经济成长低速度所造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和实行福利紧缩政策进行量的缩减。在2011年，德国、英国、法国和丹麦的增长率分别为2.9%、0.7%、1.6%、1.2%，而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则为负5.5% 。由此，在政策讨论中，人们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并力图从东亚的生产主义的政策导向借鉴经验。即便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并未诱发人们对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发生危机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欧国家，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则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性。事实上，正是由于福利国家体制的运行才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下滑，至今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疲软阶段。但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使其仍然保持着高额的公共开支，并由老龄化问题导致国家福利的继续扩张。这一扩张也与近年来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1993年自民党下台在野党上台，政府对于推进福利事业以应对政治需求和社会诉求加大了努力。这表明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而机械地变化，也与老龄化和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东亚，许多国家和区域已经形成了民主化变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来自民生的呼声和来自于生活多样化、社会多元化的挑战压力也在不断强化。
根据以上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欧洲、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从起飞到繁荣到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演进。尽管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长的期望，但经济发展的快慢状况最终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以为政府的作用或干预是万能的，从而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由政府决策所决定的。其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两个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效用，但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出现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发展的阶段。再次，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国家会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纷争加剧，从而导致一定的社会动荡。但在许多西欧国家，尽管其经济的低速增长也导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其福利国家体系依然保护了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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