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彦敏：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文明重建之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大大超出地球本身的承载能力，加之经济理论也长期把生态资源定义为非稀缺、无价值产物，促使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地向地球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探索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来。当然，生态文明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就是经济生态观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运用价格理论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求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指导下，是很难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而早其100多年的马克思经济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已经对生态环境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生态观才是经济生态观的理论真谛，只有以其为指导，才能寻找到缓解生态危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正确路径。
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局限
对于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理论是其核心，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环境服务进行定价。因为生产过程中合理的环境要素服务定价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策略，有助于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内部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的开采、加工的污染等破坏了环境要素，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损失，进而使得消费者的效用受到了影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应该从生态环境服务的价格机制或者补偿机制入手。因此，国家在制定环境保护策略时，就必须通过求解包含资源的效用函数，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损害的可累计性，并通过对污染控制、资源发展研究与投资、自然资源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定律等问题的考察，选择适宜国情的社会偏好贴现率，通过资源、环境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建立起生态环境要素适度内化模式；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
上述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在现实过程中，其理论显然是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首先，以价格为核心的经济生态观是扭曲了的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生态环境服务定价和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行不通的。因为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物，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悲剧。同时，对于如何定义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计算方法和衡量维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态效率模型一直是“空中楼阁”，无法应用于实践。其次，完美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虽然其前提是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但其建立的模型却是基于完美市场这一前提条件的，即信息是完全的。而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显着的特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带来“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因此，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政策方针与解决途径往往在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再次，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互矛盾的。由“经济人”前提条件出发，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理性的当代人（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只会寻求个人（当代人）利益最大化，既不考虑同代人的社会利益，更忽视后代人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况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其发展无疑是“反生态”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科学性
面对新古典主义错误的经济生态观，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生产、分配、消费，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构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先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生态经济学100多年就已经为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过专门系统地论述，但是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论着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着作中，都有对于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论述。综合这些着作中的论述，可以总结出马克思经济生态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经常依靠自然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②。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述，即“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自身”。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相处的，携手并进的。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系统有巨大的作用，并且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类应当克服“自然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观点，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⑥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尊重，过度地向地球掠夺资源，且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于“资本”的崇拜带来了自然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欲望淹没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带来的灾难，并明确地呼吁：“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⑦他们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并进而预言，如果人类社会依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下去，那么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将会耗竭。
第二，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亦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他们强调废物的再利用，即现在所提倡的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⑨因此，“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⑩他们认为，如果要克服资源被耗尽、环境被毁掉的危险，需要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进而实现的途径应当是，“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12 也就是说，要注意生产中的“最低限度”与“最高限度”，其中，“最低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消减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而“最高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就是指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发展，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要避免浪费、集约化生产，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也未能对消费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但他们的消费思想散落在各部著作之中，是其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马克思所叙述的，“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13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消费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消费资料是由自然提供的，“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物才能生活……”。14 人与自然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认为消费应该是反映人的本质丰富性、全面性的消费，然而，当人的需要范围超出了自然的界限时，“自然界就会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6 从而会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剥削。消费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当消费变成纯粹地占有资本时，人们就会陷于奢侈消费中无法自拔。资本将变成“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17，从而使得消费“异化”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和裂缝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全面地渗透于人类生活，这种对资本的无限占有欲望，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激烈且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要求人类的消费需求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生态文明消费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为着眼点，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把人与社会都融合于生态自然，形成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和谐，即“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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