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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2】

2015年04月13日16:11来源:

原标题:杨光斌:“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应“回到中国”

  张灏先生把1895—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从张灏先生划分的“转型时代”算起,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就是一百年的事。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叁个时期。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叁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叁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着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这也是我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对于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叁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论自信,来自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理应赋予我们新的发展时代的理论自信。

(责编: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