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总结经验和理论创新的成果

作为武装全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创始人和高举这一思想旗帜的旗手是毛泽东。他习惯性地以大众化的语言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对前人的历史的研究，对由历史到现状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战争史的研究所得到的规律性的东西，他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都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梳理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作为上述文献作者的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没有近代史上的革命风浪，没有两次革命胜利和两次革命失败的比较，就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就不会产生那样史论结合的文件，当然也不会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独创性道路。历史的启示往往是规律性的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什么？社会主义靠什么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等等。

毛泽东结合现状研究历史，他以对时代进步和新鲜事物特有的博学和敏感，深刻而富有远见地展开对历史的研究，既设想过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同时也收集和梳理其中有关军阀混战的一段历史，更刻意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那段情况，把他早在思考和研究的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理论问题，有关新时代“矛盾论”的进一步探索问题提上日程，借以揭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而又曲折的历史。由于政务繁忙，毛泽东这些通古今而写史研史的宏伟心愿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永垂青史的不朽之作，最突出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富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理论着作。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没有研究过。诚如毛泽东说过的那样，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但是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有自己的国情、党情和世情，前人的研究成果必然还会留下许多空白和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我们责无旁贷地要作系统的调查研究，要作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要作由国内到国外作比较的调查研究，要总结本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更何况改变世界更是一件艰难而长期的任务，也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弘扬马列主义学风的一项百年大计。对此毛泽东总是要求全党居安思危而身体力行。从《论十大关系》看，是作者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是一次较长时期面对面，有问有答的调查研究。他谦虚地认为这不是我的创造，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系统地阐发了列宁对于辩证法的思想，批评了斯大林有关的重要观点，表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他提出的基础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普遍适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强调实践第一和矛盾普遍性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一万年以后仍然会有矛盾，他从新中国成立后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中梳理出十大关系，要求把十大矛盾处理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走好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商品不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人民生活不便，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而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农、轻、重的关系，一个是只要工业化，不要人民，一个是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随后，毛泽东又把他长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成果继续发挥出来，更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大胆而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并且作为动力，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他为此而撰写的专题着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为《正处》），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同时也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坚持到底，把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提到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他在上述着作的开头就提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有矛盾并不可怕，他批评了某些知名理论家讳言矛盾的消极态度，他认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综上所述，毛泽东一身而二任的高超的领导水平既发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元勋的决定性作用，又显示了他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处理社会发展的理论才华，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树立了典范。

对于应用矛盾规律，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高度，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不仅经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验证，也为后来邓小平的拨乱反正的实践所肯定，邓小平认为这种提法比较妥当，比较适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同我国不断实行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相一致，同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相一致。毛泽东从辩证规律的高度揭示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说明学习马列，应用马列，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贯遵循的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是应当加以传承、发展而不应全盘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贯彻学用一致的典范是不应当动摇的。我们绝不可因为《正处》这篇文章在后来加上了对阶级形势作出的某些不恰当估计而否定它的整体价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评价是片面的，恰恰是没有看到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从《正处》的整体来看，集中地从叁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可以说，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叁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种脱离中国实际，避开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早就告诫全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过这一原则：“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③。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靠历史和实践来验证的。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正处》就是这样与时俱进的着作，也是时代的要求与呼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写出时代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一贯认为，哲学没有学通，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为此，他关注辩证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关注时代的哲学和生活的哲学，从革命干部到工农大众，都成了他下工夫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他一直关注着哲学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促进《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早日来延安，为哲学大众化事业效力。

对于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较普遍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用“挤”来对付“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看不懂也有个办法，叫做“钻”，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攻无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对于年纪较大一些的干部，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毛泽东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么，你若是54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

对于奋战中的延安干部，毛泽东更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他强调学习不仅要关注现实，但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去。既要通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要通未来的发展方向。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毛泽东就是这样作为全党学习运动的带头人为马克思主义学用一致、理论和实践一致树立了榜样，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费尽心血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寄希望于全党，力求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