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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全球视野

　　研究现代性，不可能离开全球性。全球性既是现代性的扩展和历史结果，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与条件，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由于现代性最初起步于欧洲，对现代性的最初诠释和理解也主要产生于欧洲，因而现代性往往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马克思超越了这种“欧洲中心论”，坚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正是从16世纪开始伴随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形成的，现代性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向前推进的，现代性的矛盾也是借助“世界历史”而向全球扩展的，而且最终也得借助“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来解决。正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重要社会现象、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历史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所以看待和处理问题都必须有全球的视野。但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全球化观点并不同于现在西方流行的“全球主义”，这样的全球主义已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并成为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实际上，马克思对虚假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早已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针对当时德国不少学者高谈“世界主义”的现象，马克思认为他们所讲的“世界主义”不过是“日耳曼中心主义”的变种，“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与合理的民族主义协调一致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因此,强调世界性必须注意合理的民族性。

　　这样的立场、观点对于我们看待现代性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一方面，必须看到现代性在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能把西方的现代性作为固定的模式来推行，各个国家、民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新的现代性之路，并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作出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性，并自觉利用这种普遍性来增强其民族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刻认识、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又要深刻认识、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的规律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化，通过全球化来推动现代化。尽管全球化也不是一条坦途，但它毕竟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现代性与传统

　　现代性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在其本质上是创新的产物。但现代性又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或传统的“断裂”，它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体现了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看待现代性的流变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文明固然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明，但现代文明恰恰又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传统社会生活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传统在现代性的发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和传统中创造。这样，传统必然会以特定的方式来影响当代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如在西欧的近代发展中，从古罗马产生出来的法律传统就有着重要的影响，罗马法“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页）。西方的理性传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甚大。总的说来，现代性与传统并不构成排斥的关系。“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页）。

　　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离开自己的传统迈向现代社会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成功的现代化是完全从外部输入的。今天，我们要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必须重视和弘扬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性有其坚实的文化根基。当然，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来用于现在，而是要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充分挖掘其宝贵资源，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使其真正成为现代性的内在要素。因此，重视传统又不能囿于传统。要确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关键是要明确现代性文化再造过程中最缺少或最需要发育的文化因素是什么，然后才能以此确定对传统文化应当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合理融合，使传统文化切实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