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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王树楠胡语文书题跋的意义

王树楠的以上题跋，体现了他对于非汉族文化的求知欲望，以及对胡语文书的尊重态度，也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学者学术追求的新取向。约而言之，可做如下概括：

（一）理解胡语文字与胡语文化的努力

这些认识表现为：

1、对回鹘文书时代的判断以及回鹘文字本身在后世演变过程的描述。如他对这些回鹘文书的时代，通过其书于汉文佛经行间或纸背的情形做了分析，如题跋9云：“畏吾儿书多见佛经卷子纸背及夹行之中，岂其时纸贵而缺与？”题跋16云：“畏吾书出吐鲁番及鄯善诸境，大半书于唐经纸背，考其时当在唐后。”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在题跋1、13、15、16中，他对回鹘文字的演变和影响均有提及，这些表述也大体正确，体现了当时学者对于回鹘语、蒙古语、满语等在文字上变迁沿袭的认识水平。

2、由文字的表达推想其宗教文化表现。如在题跋6中，论及“刻本畏吾儿残字，旁以梵字音注，盖其种人皆读佛书者也”，反映了他由回文梵注的双语形式推想其宗教信仰。又如题跋16，评说：“元平西域，专用畏吾儿字。后命八思巴造国书，即本畏吾儿，而语言不同。盖当时其种族最繁，皆从释教者也。”则是通过蒙古接受回鹘文字母而推向畏吾儿种族早期的宗教信仰。这些推论，与历史上回鹘在伊斯兰化之前曾经崇尚佛教的信仰也是吻合的。

3、对文书涉及回鹘人渊源的进一步讨论。如题跋1称：“畏吾儿为西域大国，语言、文字与土耳其同。土耳其文字初体见于《阙特勤碑阴》，后入欧洲，改从阿剌伯字。”这里论述了土耳其语与回鹘语之间同属突厥语族的事实，以及土耳其西迁后的文字改变。对于回鹘与畏吾儿的关系，其题跋2引陶保廉考证云：“畏吾儿、回鹘、回回叁种人，今混而古别。”这一引文表现了王树楠最初接受陶保廉对于畏吾儿与回鹘不同种族的结论，但是后来的阅读和交流，使他相信了回鹘与畏吾儿之间的前后联系，因此题跋16对于“畏吾为回鹘之转音，世居高昌，为西域大国”的论证，是其最终的认识，这也反映了他对新疆少数民族历史的关注。

（二）对汉文化之外异族文明的尊重

王树楠对敦煌和西域文书的收集和一再题跋，体现了他对这些千年文物的热衷程度。这不仅反映在汉语文书方面，同样对于即使自己无法完全认识的胡语文书，也一样爱惜。如题跋7论及两件破碎的图文文书能够拼凑完璧而欣喜若狂的程度，其感叹云：“天下事凑合之奇，因缘之巧，真有莫之致而致者，数百年残缺之物顿成完璧，岂梦想所能到邪!”可见其对即使并不同文、也知之不多的胡语文书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保持了极高的尊敬态度。

王树楠在清末新疆时期的文书题跋，到进入民国之后的1919年在内地出版总结性的《新疆访古录》，其间讨论回鹘文化，也体现出前后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文化类型的不间断探求。如前揭对于畏吾儿、回鹘、回回的异同之论，可见作者广博闻见之后的择善而从。又如前引《畏吾儿经卷残片》的题跋5，尚据马禄甫翻译的回鹘文经卷内容称：“盖其族亦宗佛教者也。”到后来将这一记载印入《新疆访古录》“畏吾儿残字”条时，就改称：“其教非佛非回，盖亦西域古教也。”这一改变，无疑是他精研马洛夫译文，发现其与佛教之间的扞格有关；同时也与他受学界研究西域诸多夷教信仰的成果影响有关。

由于作者收集、经眼的回鹘文书比较多，因此对待胡语文书的态度主要集中表现在回鹘语文书上。但事实上，王树楠还收集或题跋了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梵文佛典（题跋10）、西夏文（题跋14）等。我们从新近公布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可以看到编号为BD14622的《藏文〈无量寿宗要经〉乙本》，其首纸护首处贴一纸条云：“唐古忒文经。新城王晋老自敦煌携来相赠，及北朝写经多件，尤可宝贵。文彬记。” 由此可知王树楠也曾收集古藏文并郑重带回内地。

这种尊重其他文明的态度，成为清末民初学人的普遍表现。如同为新近公布的叠顿14663《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甲本》，卷首纸上有周肇祥题跋：

此唐古忒文写经，出敦皇石室。或云华严大经也。余不通蕃书，未敢妄信。但以千年遗迹，稍加装治成卷，庶免为人摧烧，亦使持正法之意耳。甲戌（1934）秋夜香严阁书。无畏居士。（印：周肇祥）

虽然“不通蕃书”，而能“以千年遗迹，稍加装治成卷，庶免为人摧烧，亦使持正法之意耳”。这种表现，显示了民国文人不再局限于大汉族文化的宽容心态和世界胸怀。也因此，我们会看到王树楠胡语文书的第叁种意义--

（叁）学术研究的国际眼光与国际交流

对于回鹘文书的研究，王树楠的题跋体现出学术研究的国际眼光和与外国学者平等交流的开展。在《畏吾儿经卷残片》中，王树楠的题跋5记载了他向前来新疆和甘肃考察的俄国中亚考察队回鹘文专家马禄福（S. Ye. Malov, 1880-1957）请教的情况。而原来的题跋之前也确实粘贴着对回鹘文宗教经典的马洛夫俄译和周源中译文字（插图1）。

在为段永恩旧藏《唐人写经卷子》的题跋10中，王树楠也提及马禄福的观点：“近日俄人马禄夫考其人种至肃州南山中，得畏吾儿书甚伙。其人尚操畏吾儿语，但不识其字耳。”这一记载，如前笺注，不仅说明了马洛夫由河西一带考察裕固族返回乌鲁木齐时仍与王树楠有所交往，而且也反映了王树楠在回鹘语和回鹘种族问题上对外国专家意见的采纳。

王树楠在以上两则题跋中，还提到世界范围内精通回鹘语者人才的稀缺：“己酉冬月，俄人马禄福访古乌城，言五大洲识西域畏吾儿字者只有二人，彼其一也。”“蒙古字全出于畏吾儿。英之博士有专研此学者，然五大洲亦寥寥无几人也。”同样也表现出了对这些西方专业人士的钦敬之情。而王树楠在题跋10中以“亚利安字”称呼梵文，也表现了他对流行于19世纪西方世界中的语言系族界定有相当的了解。亚利安一作雅利安，如所周知，雅利安人指史前时期居住在今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自18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尔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将“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而从狭义上说，雅利安语是指印度-伊朗诸语言(Indo-Iranian languages)，王树枏用这个词语称呼他说并不认识的梵文，应该是深受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

由此可见，王树楠的胡语文书题跋，虽然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但其研究的方法，却已经完全具有了新的模式。这其中，既有旧式的对汉文典籍的旁征博引，又增加了来自西方的研究成果。而对文书本身的收集、题跋，表现出对于出土文献的重视，则是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在当时学人群体中身体力行的风气表现。

对于西方人在西域的文物收集和学术研究，王树楠的关注是全方位的。我们从他的《新疆访古录》中，可以看到他在《唐上元二年买马私契》的题跋中，注意到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2-1943）在于阗所得建中元年买牛私契的比较。而在由其总纂的《新疆图志》中，也留下了他对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新疆探险所得和研究的结果。

王树楠重视西方成果的研究模式，是与他作为近代中国学者能够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境界相关的。据其晚年的回忆录，当他壮年出仕西北之际，政务之暇不废笔耕，并究心于西方列强兴起的历史研究。光绪二十二年（1896）46岁时，就在兰州撰写了《彼得兴俄记》一卷、《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二十七年，在中卫撰写了《欧洲战事本末》二十二卷；二十八年，成《希腊学案》四卷；叁十一年，成《希腊春秋》八卷。

由于这些系统的研究和著述，使他树立了不同于往昔中国士大夫的世界观，具备了虚心求教外国学者的态度。他后来从政新疆，恰是远悬塞外的迪化成为西方人探险中国西北的集散地之际。王树楠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为晚清新疆的新政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向外国学者求教。在改革金融货币、创设邮政、开办实业等一系列活动中，他的出色贡献使新疆新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其中，无疑有其与外国人的交流作用存在。经由此地的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Von Mannerheim, 1867-1951）、伯希和、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等，都曾记录了与王树楠的交游。从中可以知道，王树楠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学充满了兴趣。相反，本文所关注的学问切磋，倒是他从政之余事，是其西方触角的一个方面而已。

结 论

清末民初，敦煌西域文书在西北地区的不断出现，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在内地和新疆，以沉曾植、罗振玉为代表的北京、上海等地学者，和以王树楠、裴景福为代表的履新学者，东西呼应，除了对汉语文书从事深入的研究之外，都对其中胡语文书的出现表现出浓厚而积极的兴趣。他们通过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力图了解胡语文书的内容，并结合中国史书的记载，进而探讨使用这些语言的古代民族来源和当时的生活风貌。这种主动了解并肯定胡语文书文献价值的态度，为敦煌西域文书的研究开启了良好的风尚。通过重新陆续出现的王树楠在那一时期对非汉语文书的收集及其题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风气的典型。而探讨王树楠等中国学人与外国学者的交游，也将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学术现代化之路最有意味的内容。本文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

2012年5月22日改定

附记：本文系2011年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补尘辫;窜顿095）成果之一。

（本文已刊《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28-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