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二、城市研究的学科分异
与中国城市发展的迅猛势头相仿，中国的城市研究在近十多年中迅速兴起，成为横跨多个学科的一门新兴显学。在学科发展的背后，有地方政府或各种经济集团的城市开发需求、城市管理需求，也有学科自身扩展的需求，当然还有学者自身探索问题、参与过程的冲动。但是，仔细考察中国多学科的城市研究领域，我们不难注意到，在我们的城市研究中，实际存在着“城市”与“社会”分离的问题。
在目前中国，以原有地理学、建筑学为基础延伸出来的经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区划、人文地理、人口学等学科已成为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主干。与此相对照，社会学的城市研究，研究者在方法上虽然多以现实中的城市作为调查田野，但内容上较多地关注社会群体或具体的社区或制度结构等等，其研究对象与其说是“作为社会的城市”，不如说是“城市中的社会”。
身为社会学者，笔者不无遗憾地看到，社会学者在今日城市研究领域正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一方面与城市政府对专家学者的需求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学者自身的种种局限有关。相对于地理学出身的研究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空间性缺乏把握能力，这常常被用来说明社会学城市研究的现状。这种解释不无针对性，却有失偏颇。事实上，自古典社会学开始，城市社会就一直是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如韦伯对于东西方城市社会的阐释，不仅具有将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作整体主义分析的视角优势，其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有关城市类型、城市社区等的观点命题，也为后学者提供了“将城市视作社会”的基本参照。而在齐美尔等社会学家那里，城市社会、城市生活的基本特性其实就是社会学者了解现代社会、阐释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切入点。更不用说，从芝加哥学派（象征了现代社会学正式兴起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到当代新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社会事实的空间性以及城市间/社会间的网络结构等等，一直也是社会学者赖以建构社会事实、说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重要的观察角度和分析维度。
即便如此，现当代社会学的主流学者们，一方面显示出对结构的偏好和对社会事实的历时性的有意无意的忽略（躲避），与此同时，也任由空间性在社会学研究中逐渐地流失--社会学在当今城市研究领域的边缘化，不仅是中国的学术现象，它亦是国际学术界的现象。这种情况多少与当代社会学自我“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有关，对数理模型、逻辑等的迷恋，让社会学者逐渐丧失了观察研究城市社会形态、城市生活方式等等的本来优势，而满足于对由社会学者自己建构定义出来的各种群体、结构、关系等（“社会学的社会”）的说明，或者就索性一头扎入到为政策制定提供服务的应用研究领域中去。
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领域的情况，其尤甚于其他各国的之处还在于，由于“城市化”、“城市发展”等等在中国自一开始就被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不容质疑的价值正当性，在实践中它们又被运作成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运动，这导致体制派学者对于城市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应然的目标），既缺少独立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各地政府经济目标的思想基础和问题意识，也缺少将社会现象问题化的内在冲动及相应的学术装备。因此，当一些社会学者意识到“城市化”、“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需要研究时，他们多半倾向于将问题设置为具体的社会系统或社会行动等的问题，或者以社会学的中观理论去探讨诸如“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问题，而较少对意识形态及国家目标展开反思。与此同时，在操作层面社会学者也较难将社会问题设置为“城市的问题”。
当然，类似的学术现象，也存在于中国其他学科的城市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将城市片面地视为物质形态、空间结构、抑或是经济增长机器等等的城市视角，现实中迎合了政府及资本对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规模效应等等的经济开发需求（它们的开发价值被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公司主们精确地计算），在学术话语中则导致了“空间”、“土地”、“人口”等概念的过度膨胀。城市中的一切，被想象、定义为无社会主体、无历史文化积淀的经济资源，城市土地上的一切都可以被推土机快速地铲平，那上面的人、家庭、邻里社区都可以被简单地驱除。在城市作为“空间”（蝉辫补肠别）、“土地”（濒补苍诲）被不断开发、更新的过程中，城市作为“地方/场所”（辫濒补肠别）、“社会”的属性，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体、历史传承，以及有机的社会及其生活、文化等等，遭到粗暴的排斥。不能不认为，除了强势的政治经济逻辑之外，空间、土地、人口等概念的过度扩张，城市的地方性、社会性的被空洞化，也导致了“作为社会的城市”、“作为社区的城市”的概念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无所凭籍、难以展开的困境。
这不只是城市研究的学科局限或藩篱阻隔所致。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在国际学术界，批判地理学、新城市社会学等等已为人们提供了种种反思城市主义、研究城市社会演变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视角。“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城市”的城市概念如今早已普及，“为了社会、为了人类生活”的城市观及其学术参照，也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对学者立场的自觉，以及实践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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