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叁、如何把握“现代城市”的结构性力量
对结构规定性的重视，是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对于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聚居形态的“城市”，如何把握它对于社会形态以及人类生活等等实际具有的结构性力量，是社会学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城市”在欧洲历史上，曾被视作“自由”的同义词，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源头。但是，伴随着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体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城市已经变身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地和政治统治的中心。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对于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生活的本质属性、以及现代城市社会的演变趋向等等，各国学者已有大量的分析和揭示，笔者在此试作一个大致的归纳。
（1）首先，资本在现代城市登堂入室，成为支配城市运行的最重要的逻辑之一。“城市发展”本身不仅不能消除或减少社会不公，相反它可能给社会带来更为深刻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由空间不公、住房不公以及种种社会排斥而造成的制度性、结构性的贫困，以及由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国家的农业衰落、人口转移等等，使得城市贫困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已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随着土地、劳动力、货币等成为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且由于土地开发、住宅建设、空间更新等等越来越成为城市寻求经济增长、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方式，城市本身也就越来越成为资本及国家的重要的经营对象。在此过程中，借助着资本逻辑的扩张，城市作为空间（蝉辫补肠别）、土地(濒补苍诲)等的一面（即作为经济形态的一面），对其作为地方（辫濒补肠别）、作为社区(肠辞尘尘耻苍颈迟测/苍别颈驳丑产辞谤丑辞辞诲)的一面形成压迫。
（2）现代城市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家权力的长驱直入。①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欧洲城市的独立的司法系统和防卫系统被国家机器所整合。国家凭籍一整套现代官僚制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方位的支配管理系统。②而工业社会的技术变迁，正便利政治干预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社会的复杂体需要有集中的决策及程序上的控制，国家于是逐渐变成社会形构的驱动力。就象卡斯特尔指出的那样，在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权已成为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并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③由于社会面临来自于市场的破坏，贫困阶层更受到资本的压迫，社会需要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自我保护。由“济贫”开始，国家对市民实施种种社会福利保障，由此也开始对社会形成生活干预的制度化。不仅如此，在经历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之后，国家也开始直接干预市场。在扼制资本/市场的同时，国家对市场实施控制甚至垄断。④城市被视为是一个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指导／控制。集体消费（也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既成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同时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城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
（3）此外，现代城市的“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亦区别于欧洲古典城市。在现代国家，城市间、地方间的政治/经济壁垒被民族国家所打破，古典城市中的“市民”身份也被现代国家的“国民/公民”身份所吸纳。一方面市民的私人财产权受到国家普遍、平等的法律保护，市民以国民身份享受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市民作为“国民/公民”，在国家和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民主选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平等权利，并对国家和城市政治共同体负有相应的义务、责任。
（4）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跨界分工的产业全球化浪潮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和空间格局的重组，城市也随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后发展国家的国家及其地方政府/城市政府，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会迎合制造业全球大转移过程中全球资本对廉价劳动力、低价土地、劳动者权利低保障、乃至环境污染的法律低门槛/低成本等等的需求，竞相打造以服务业、金融业、流通业等等为特色的、面向全球化的城市。城市成为政府和资本联手经营的经济产业、全球经济网络中的重要结点，也成为“全球资本”与“国家”及“地方/城市政府”欢聚一堂的客厅。在此过程中，经由各种各样的全球开发项目，包括东欧、中国以及东南亚、拉美各国等在内的经济后发国家，纷纷开始形成国家、社会、经济等的重组。
如前所述，资本与国家的力量扩张，构成了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重要特征。而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形式，它所具有的种种既不同于乡村社会、也不同于古典城市社会的形态特征，也使得它具备特殊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力量与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相结合，如下所列，它们为现代国家对城市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现代城市普遍建立起越来越精密的空间系统、空间秩序。城市的地理空间本身的生产，相当程度已经是由集体的政治决定并控制。国家也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理论或一个意志，而已经成了一种具体的社会机制。城市的空间形态变得越来越规划化，它们边界清晰、权限分明，其功能性也越来越强。城市政府及其专业部门凭籍对所有住宅、道路、商业空间、公共空间等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规划和管理，得以对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实施高效的干预和治理。
由国家及产业机构等在城市组织起来的越来越膨大、严密的组织系统，包括行政管理系统、产业系统、文化系统和市民身份系统等，将所有城市居住者吸纳、笼罩其中。在现代型的城市社会系统中，所有的人，必须获得城市政府所规定、所认定的合法身份，然后被登录，被管理。在城市生活中所有人都被编入各种组织系统和生活管理系统中。
现代城市生活秩序的运行和维持，高度依赖于分工严密的、科层制化的专业管理系统。从住宅、媒水电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安排，市民的基本生活依赖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有效调配，以及对全社会各个系统的高技术管理。垄断生产、单位标准、公权力凌驾于被治理者之上的城市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福特主义的城市模式，让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生活需求受到忽略。近年来，随着市民参与市政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各种新城市理念对旧模式的批判质疑，这种模式正在被欧洲各地的城市逐渐打破，出现了许多替代型的服务体制，各种“多元化”的模式开始被实践。
在现代城市中，政府及其专业部门在对土地、空间、道路、住房等等的规划及其分配中普遍地握有主导权甚至决策权。城市政府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效益、自身利益、或特殊社会集团的私利等，越来越倾向于不顾市民的反对，强行实施土地的开发或空间的更新。这样的城市规划、城市开发成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危机之源。与此相对应，以城市权力系统及其开发资本为对象、旨在抵抗开发运动的都市社会运动越来越成为市民参与政治过程、保护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传统的家族、近邻共同体趋于解体。随着社会交往的碎片化，以及生活空间的封闭化（gated, closed），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于个人化、私性化，个人成为原子化的“大众”（mass）。市民共同体和自发组织的弱化，使得个人的生活安全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弹，如今，市民开始致力于在国家之外建立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或以具体功能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团体，“重建共同体”成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建设理想，社区自治运动也成为市民保护社会的重要形式。
结 语
我们知道，伴随着工业化、贸易国际化、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明及其相关系统的形成，“现代城市”曾对世界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上所述，在今天，国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主体和主要的发展驱动力，而城市的结构性力量也为国家提供了介入资本市场、支配社会生活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的力量及其新的可能性也在不断显现）。而在当前的中国，城市的兴起，无论是对于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还是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系统的强势重建，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变动中的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规范和日常生活，也受到相应的形构。所有这些，对社会学者无疑构成了挑战。当然，它们也为有志于研究社会、生活以及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等的各学科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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