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条件下,民生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尊严
“民生”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内涵为一个国家、民族中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生存权利问题,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叁民主义”当中就包含这一内容。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一项重要课题,但经济的发展一直处在缓慢增长的状态。到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构成了党的工作主题。可见,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特别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一定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新的内涵在包含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包含着尊严民生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成就显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虽然物质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满足,但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尊严感。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不仅仅有物质财富的需求,更有对尊严的需求。而尊严能否仅仅用物质财富来取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尊严是一个人的精神品质的追求,与财富不是直接的线性对应关系。
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自然会进一步提出精神品质的追求。而在众多的精神品质当中,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尊严。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曾经在春节团拜会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社会发展目标。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初步意识到了“尊严”在一个人幸福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所谓幸福生活,并不单纯依靠物质财富来实现,在现代社会,幸福已经超出了物质财富的范围。也就是说,物质财富能够给人的物质生活提供条件,但物质财富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很多有财富的人生活得没有尊严,表现为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对科学知识的热爱,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可见,单纯的物质生活并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是有尊严感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人所应该具有的尊严,人就不会幸福。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直对中国有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心理。中国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发展,但是在西方的价值观中,可能被视为一个“暴发户”。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着“世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这一点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一个偏见。比如,早在近代,黑格尔就曾经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甚至没有把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写进正文,只是在“导言”中提到了中国哲学。②西方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也曾比较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创新文化只能产生于基督教诸国,东方文化是很难形成推动历史的创新文化的。西方国家价值观上的这种优越心理,主要源于叁个方面:第一是他们有宗教文化背景,第二是他们有相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第叁是他们有源自古希腊海洋文明的扩张文化。这叁点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中国的“弱项”,因此,在文化价值观领域,西方国家有排斥中国文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当代中国人的尊严民生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打破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霸权主义。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中国梦的提出,自然承担起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塑造引导时代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精神上的尊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它的“特色”表现在何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建立国家尊严、民族尊严和个人尊严。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培养人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然本性的冲突,如同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要在竞争中实现人的尊严。只有以尊严的名义去建设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说来,尊严构成了民生问题的一个当代特有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