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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政治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按照不同的属性，政治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政治现象的本质、研究政治价值、积累或创造政治知识和开拓政治研究的新领域为宗旨，通过对政治现象因果关系的研究，揭示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政治问题，探索或者创造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

　　由此可见，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研究。就其研究对象来看，基础研究实际是对于政治现象的一般性及其本质联系的研究，而应用研究则是对于具体政治现象的特殊性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看，基础研究是对于政治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应用研究则是对于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就其研究目标看，基础研究是为了提高政治认识，增进政治知识，分辨政治价值，揭示政治现象本质及其规律，并且开辟政治研究领域，而应用研究则是为了分析、把握和解决现实特定问题。就其成果形式来看，基础研究通常凝结为对于政治现象的定理、通则或规律，而应用研究则体现为解决具体问题的理据、对策、方法或方案。

　　另一方面，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基础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问题方位，从而在宏观和一般规律的意义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应用研究的重大变革。应用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于基础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基础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应用研究可以确定基础研究的可能用途、作用范围和实际效用，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现实论据，可以丰富基础研究的素材，扩大基础研究的视野，增加基础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离开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是缺乏对于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知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则会演习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切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在学术发展中，政治学的学术研究需要通过科研体制和机制、学科划分和整合、资源配置和运用、研究分工和合作，同时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来深化应用研究，通过推进应用研究来丰富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29就目前来看，政治学尤其应该加强定向型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桥梁。

　　九、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我国的政治学是为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的，是在中国国情、政情和文化基础上形成、建设和发展的。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重点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和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党和人民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为此，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发展面临本土化的任务。

　　另一方面，“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0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政治学尤其需要清楚认识和把握他国政治状况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状况，了解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状况，在国际学术交流和沟通中淘汰、扬弃和屏蔽国外政治学理论的糟粕，吸收其有益内容和方法，推广和传播政治学的优秀研究成就，建设国际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因此，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又面临着国际化的要求。

　　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构成了当代国内外政治和学术格局下我国政治学学术研究及其发展中的特有关系，成为建设中国特色而又具有国际水平的政治学科的关键关系。从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政治学研究中特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政治还是政治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政治学，在多极化政治的世界格局中，在主导思想、文化特质、核心价值和发展历程迥然相异的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在思想理论、研究前提、价值本位、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相去甚远的政治学科和学术体系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学。比如，“西方政治学说作为欧美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成果和规律的反映，只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并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全部，更不是唯一。”31既然如此，所谓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政治学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

　　其次，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具有相互矛盾和排斥的一面。在不同的政治国家或者文化背景基础上生成的政治学，在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相互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矛盾和对立性，无视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把特定国家或者社会的政治模式理解为国际标准模式，把特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万国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学看作是世界标准政治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内容。32比如，在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中，“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借鉴也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其一，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能及时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对其学科体系的了解支离破碎，理论方法的借鉴往往弄巧成拙。其二，盲目地相信西方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缺乏对中国本土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政策问题，使中国政策科学和分析缺乏自己应有的独创性，不能够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33

　　第叁，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又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一面。他国政治学的特定范畴概念和研究方法，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改造，可以为我所用；他国政治学的知识内容，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扬弃，可以为我吸收；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经过比较分析验证，可以为我借鉴。

　　因此，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可以通过国际化的途径推进和强化。在这其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政治学的本土化需要具备国际学术视野，准确认识和了解外国政治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需要具备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别、扬弃和吸收；尤其必须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对于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检验、验证和适用性评估，以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作为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本土化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国际化，只有通过本土化才能得到实现。在这其中，需要清楚认识到，在政治学研究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只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才有资格和可能实现国际化，独立跻身于国际社会科学学科之林。因此，只有深入研究本国政治，科学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合乎我国国情、政情、文化特质和政治发展规律而又具有高度解释力和科学性的中国政治学，才能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才能成为国际一流的学科，才能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应研究产生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国际化的发展和提升。因此，当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际联系日益加强之际，特别“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把我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34

　　第四，在我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方面，应该防止学术发展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因此，必须防止不加分析、简单搬用他国学术成果，通过变换文字、简单整理综合来构建所谓中国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和成果。反对机械套用他国相应学科的概念、方法、模型和理论，剪裁中国政治实际的所谓学术研究甚至学术炒作。尤其反对无视中国国情、政情，对于西方政治学价值取向、制度主张和思想理论的盲目崇拜、迷信和鼓吹。另一方面，需要防止对于他国学术研究简单、教条的理解。防止简单盲目地以贴标签、扣帽子的方式评价和排斥他国学术成果。防止对于本国学术研究的闭关自守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思想意识的政治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最终只有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统一于在这一实践基础上深入研究和科学建构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如同有的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本土化’。‘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但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作者：王浦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来源：《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