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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加快能力建设，扭转竞争劣势。在各国文化外交的工具箱里，对外传播、语言培训和接收留学生、文化援助、学术交流、文化贸易等并列为五大要件。相较之下，中国文化外交的工具是落后的，既与我们仍是发展中大国，文化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治理能力相对不足有关，也与国家治理体系总体运行水平不高有关。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下，对外文化传播完全由政府规划，参与主体仅限于官方指定的少数媒体、出版机构，内容、形式呆板单一，主观置入痕迹明显，宣传用语居多而缺乏平易和鲜活的叙事，容易给受众造成居高临下、生硬说教之感，难以贴近人心。(49)对外传播能力不足还体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2015年中国国际形象及国际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国外受众通过“中国传统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电视、广播、通讯社、报纸杂志等)”和“中国新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所获信息量占比10%左右，而通过本国电视、网络、其他国际媒体获得信息的比重分别为40.3%、34.6%和28.0%。(50)尽管在国内，新媒体的能量已相当可观，但其国际化却远未起步。这一方面与现有网络管理制度有关，也与语言门槛、从业人员素质、社会资金流入量等因素有关。此外，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国内主流媒体的社交账号运营能力仍存相当大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信息发布频率总体偏低，时效性差，对重大新闻或敏感事件失语，互动较少，贴近感不强等。而中国外交机构对通过新型大众媒体编写、推送己方观点和文化理念还认识不足、行动力偏弱，难以及时、有效地与驻在国民众展开信息和思想互动。(51)为此，对外宣传部门应加大统筹规划和绩效评价两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各主要传播机构进行相关探索，力求在两个方面发力并取得突破：一是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体”走向“媒体融合”，不仅实现形式融合，也包括要素融合，以建立不同媒体传播形式和各种传播内容资源共享的新的国际传播平台；(52)二是出台专门政策，整合分散的话语资源和人才，建立官方、社会(包括先进人物、专家学者、公司家、公益人士等)和媒体叁位一体、相互支撑的对外话语系统。

　　语言是一国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如前所述，通过语言“走出去”，拓展自身文化在境外的实际存在，拉近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是许多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通行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汉语教学局限于境内教育机构及少数涉外媒体。随着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海外设立，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才实现“走出去”。截至2015年12月，已有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落户于全球134个国家(地区)，注册学员近400万人。(53)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其背后的国家导向及各参与方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许。然而，如此“大跃进”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叁教”(教师、教材和教法)质量问题。首先，由于缺少一大批对外文化交流专家，孔子学院发展如今面临师资严重不足的瓶颈，选拔标准被迫降低，中方派出教师和管理者的语言和专业技能参差不齐。(54)以巴西为例，目前已开设的十所孔子学院中只有一名中方院长懂葡萄牙语；其次，缺少一整套公认的权威教材，各孔子学院/讲堂的教材五花八门，导致教学标准多样化，而多样化的教材却普遍存在缺乏当地文化针对性的通病，教学内容与当地学生特点未能有机结合；再者，由于教师由各中方合作学校分散派出且轮换频繁，缺少统一规范和集中培训等原因，孔子学院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发展缓慢，富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教学模式并不多见，普遍存在“教语言的多，教文化的少”现象。(55)

　　对外援助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0多年来成绩斐然。近年来，外援事业得到更快发展，2004年到2009年外援资金年均增长高达29.4%。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外援资金总量就已超过2009年前60年的1/3。(56)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履行大国责任，增强对外影响力和改善国际形象，对外援助的意义更加重大。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对外援助的结构不尽合理，重“硬”轻“软”，广义对外文化(含教育、医疗卫生、艺术、体育、技术培训等)援助与大型成套设备、基础设施等实物援助相比过少，即使与文化、艺术、体育相关的援助项目也多是由场馆建设等硬件形式体现，针对基层民众文化需求的“轻便”型援助未受到重视。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中国文化部开始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小型援助，包括赠送图书、光盘等文化设备、艺术器材，提供直接用于提高当地艺术教育水准的赠款等。(57)文化部还于近期开设“青年汉学家计划”，资助全球各地青年才俊短期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此外，商务、文化部门还支持多支考古及修缮专业队伍出境，通过考古、修缮技术服务落实政府间文化合作和援助计划，不仅参与了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蒙古、越南、俄罗斯、肯尼亚、危地马拉等国文物挖掘、保护、修复工程，还为当地培养相关技术人才，受到相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赏。(58)尽管如此，对外文化援助体制仍不尽合理和有效，对外文化援助由商务部统一管辖，文化部则“只管事不管钱”，前者对于经济援助驾轻就熟，对文化援助项目则不尽重视。(59)再者，文化外援的申请门槛过高，短期目的性过强，令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难以涉足，参与文化援助的行为体仍是“官多民少”，不仅无法满足中外各方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而且也难以达到“缓冲和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国国民所接受”的效果。(60)

　　学术对外交流“失声”也是当下文化外交工具“短板”的一大表现。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理论生产和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地，其成果和从业人员应当发挥对外传播思想、制度和价值观等文化外交“名片”作用。然而，相较于自然科学界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影响力，人文社会科学界明显不足。2010年，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厂厂颁滨)数据库收录来自中国的论文5287篇，占全球总数的2.41%，按论文总量排名第八。(61)除了数量的差距之外，人文与社会科学主动“走出去”开展学术外交的能力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一是理论原创、议题设置能力不足。“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国’印记的。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大量输入了西方的学科话语及其概念、范畴、表述，另一方面中国鲜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可供输出或在西方学界被普遍接受使用”，从而导致学术界和智库对于重要国际问题的敏感度以及主动引领意识普遍不强，在对外竞争中多处于被动跟随、反应的地位；(62)二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向内看”的基本取向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总体上国际化程度依然偏低。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主要以国内“消费者”为导向，固然可为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提供智力和知识支撑，但也进一步加剧学术“内向化”发展和学者“自说自话”的倾向；叁是对外学术交流能力、传播手段与形势、需求的发展不相匹配。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总体上仍是“请进来”有余，“走出去”不足，既因为自身影响力有限，“缺乏自己的国际意见领袖、国际知名专栏作家、国际知名记者队伍”，(63)更可能是受制于语言障碍，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和其他国别语言进行交流、写作的学者仍然偏少。与对外学术影响力相关，尽管国内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已为数众多，以至在有关出版部门严格审批下似“难以复加”，但总体上国际化水平低下，开展对外学术传播的期刊寥寥无几，名气不大。大多数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智库没有自己的外文门户网站。专门从事对外传播的网站很少，语种有限，专业学者参与度低，运用自媒体发布成果的意识尚待发育。如此种种，都造成中国学术成果、学者声音向外扩散的滞后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