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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扶持文化产业，更新国际形象。这里将文化产物单独述及，意在强调开发和利用其文化外交工具作用的特殊重要性。作为日益普遍的大众消费品，文化产物兼具娱乐性、消遣性和跨国流通便利性，能经过多元媒体及时和便捷地传送，更容易被受众接触和接受。除了一般的商品价值外，影视、音像、电子游戏、旅游等文化产物可经政府的扶持得到国际化发展，从而成为文化外交的有效载体。世界各文化强国的经验表明，利用文化产物为国家形象“代言”是当代文化外交的普遍做法，官方有意识地引导和组织公司运用好这一重要市场资源手段，则可在赢取境外民众对本国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上大有作为。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文化产业得到飞跃性发展。2008年到2013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每年增长22.9%，国内生产总值(骋顿笔)占比由2.28%上升到3.53%。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基本面向内部市场，而无论是经营理念和方式、策划、研发水平，还是资源整合能力都不够成熟和强大，缺少大批创新性品牌，未能在国内市场占据优势地位。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必须转向以外需带动内需增长和发展质量，用外需来改进国内市场国际竞争格局的发展之路，通过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地适应世界市场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心理，努力开拓文化产物和文化服务的出口渠道，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增强自身实力。(64)在此过程中，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至为重要，特别是在通过开展对外文化合作与交流来促进公司成长、利用财政手段扶持文化公司和文化产物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近年来，中国文化事业费在财政预算中占比一直不高于0.4%，大大低于法国(4%，2009年)，而2014年中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42.65元，远低于教育、卫生等其他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65)其次，运用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推动建立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市场，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通过官民结合的资助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助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再次，应运用税收、法规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文化产业繁荣。由于税收减免程序和手续繁杂等原因，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66)下一步，相关部门可以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对文化产业实行较低税率，还可以考虑适时推出投资抵免、投资抵扣、提高税收起征点、加计扣除、免税收入、延期纳税等优惠措施；最后，以政府采购方式给予直接支持，通过订货支持公司生产适用于对外文化援助的产物，其经验值得借鉴。(67)

　　(五)实施“国别工程”，扩充人才队伍。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外交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对外文化战略能否取胜，重要的一环在于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组织者、管理者、参与者是否在素质、能力、数量上具备相应的优势。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68)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还不算是人口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文明素质发展明显滞后，很多方面赶不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这一国情也导致文化人才总量小，人才结构失衡，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面临供给不足等人力资源的“短板”。(69)改进国民素质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增加文化人才总量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在面临配合和保障各项对外合作战略实施的迫切任务之时，涉及文化外交的相关部门不能消极等待人才市场的自然发育，而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瞄准“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非合作、中拉整体合作等大型对外合作计划对国际(区域和国别)研究、跨文化研究、语言等专门人才的需求，调动各方力量在加快建设“通商务、会语言、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这一点上率先取得突破。(70)

　　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启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截止到2013年，相关高校已建成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主要从事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综合性研究。(71)尽管如此，这一具有战略前瞻性事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其一，体制性制约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在普通高校教学本科专业设置上，国别/地区无一席之地，没有专门学位，更无法形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和教师、教材、教学体系，相关研究生教学专业也散落于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和语言等院/系，专门从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地区教学的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等，其招生数量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其二，师资来源受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教育和对外合作取得巨大进步，但无论是“走出去”的学者、学生，还是“请进来”的先生，都主要面向和来自发达国家。加上文科与理工科类学者学生接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比例失衡，文科类内部语言与其他专业留学人员比例失衡等因素，造成所需国别经历和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过于稀缺；其叁，目前转型类师资中语言文学专业人员偏多，难以承担复合型专业教学任务，需要进行相关学科进修或攻读学位，导致其成才周期延长。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办法可以边干边找，边试边改，边“破”边“立”。近期，可在主管副总理的指挥协调下，由国务院下属外交、财政、商务、教育、文化等部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专家局等形成联席会议机制，确定共同规划、资源共享、合作办学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快培育国别/地区专业人才的关键制度难点精准发力，提出总体改进方案和分类指导意见。在此之下，建立有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有条件的民营公司参与的协作网络，就开设国别/区域专业的教学、科研、资金支持、招生规模、就业通道等形成联动工作机制。中期，可由教育部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对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专科院校、职业学校等申办相关“小语种+”教学专业、引进外教、编撰教材、师资培训、出境见习等予以扶持。还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为来华从事国别/地区教学、研究的境外师资人才提供资助和便利；利用孔子学院的海外资源，招募相关国家的志愿者来华提供相关服务。

　　中国对外战略曾长期存在一种较为超脱的思维定式，倾向于“藏拙”之中学习、追赶而“后发”，而不习惯于“冒尖”和“露头”。然而，经过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超大型经济体，不仅与美国一道跻身于经济总量超10万亿的“两强”之列，也进一步拉大同日、德、英、法等“第二团队”之间的差距。(72)世界经济格局和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从诸多方向将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无论是荣耀，还是矛头，中国都不得不受领，客观上也使中国的一言一词、一举一动，都具有对现实和未来世界的塑造作用。中国不再是“配角”，因而也不能不对原有的思维惯式进行调整和改变。近年来，中国外交更加注重主动发力，提升自身对国际重大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倡议权、规制权和协调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挑战则来自国际政治文化中传统和变革两种思想的缠斗及其影响。

　　当前，中外关系最大的难题在于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对称。中国在不断发展中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有把自己变成西方，这样的经验不能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追求“有教无类”，而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体系里，“非我族类”的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因此，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眼中，无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怎样的进步，它仍然是危险的异类，真正的威胁在于它背后“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73)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地改进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创设与经济赶超战略等量齐观的对外文化战略及精良的运行机制，那么无论我方合作愿望多么强烈，也难以使美方确信合作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价值取向。(74)正因如此，文化外交及其不断精进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