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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叁，文化与外交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文化外交的特殊工具性。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感，而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相应的“硬实力”作为后盾，也需要“软实力”如影随形。力量之“软”，在于“施动者的非物质性、无形的资产所产生的，通过某种非强制性方式”使受动者对其目标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进而产生合作意愿。为此，国家必须有效地调动自身的“软”资源要素(其中文化、制度和政策是为首要)，通过具有“吸引力”的对外交往活动取得感化人心、消弭敌意、改善形象、增加认同等实效。(27)“软实力”功能和地位的上升，不仅可使“硬实力”差异造成的国际社会等级秩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观，而且也能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韩国持续推行以时尚艺术、服装、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输出战略，“韩流”效应在中国大行其道，令中国民众对其认知发生较大变化；(28)2009年12月，太平洋岛国斐济派出的“女孩大使”拉维塔以一席令世人动容的演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独领风骚，也让众多岛国代表分享了“受害者”的话语权红利；宗教小国梵蒂冈并无“硬实力”可言，却在全球拥有12亿信众，其“宗教外交”日益活跃。2015年9月，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引发万人空巷、媒体“围观”的轰动效应。

　　其四，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功能决定了文化外交的形态和规律。历史实践表明，文化外交自始至终都是各国，特别是大国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英、法、日等国的文化外交甚至在维持或争取世界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而言，文化外交则在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之后再度兴盛，为转化外部舆论压力，重塑其国际形象做出显着贡献。(29)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外交，它是在官方组织动员和鼓励资助下对外国开展持续性人员交流、文化艺术传播，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推广活动。在这一主旨下，留学教育、学术交流、演艺巡展、语言培训、文化援助、科技推介等均作为有效载体，面向外国知识精英、青年群体，乃至所有公众开展工作，并因其自身的实用性、公益性、观赏性、新奇感等更易于接近工作对象。文化外交的行为体绝不限于政府文化官员、外交官员，更多是由文化名人、学者专家、艺术家、体育明星，以及相关社会组织、专业团体构成，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性。在特殊情况下，文化外交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外交，起到补足和改进后者“短板”的作用。(30)总体而言，文化外交的周期更长，韧性更强，功利性更隐蔽，其“润物无声”的收效需经多年方有显现，从而是一国外交政策视野和战略耐心的集中体现。

　　其五，文化的层次分野、变动趋势推动外交加速“非传统化”。文化外交是通过“可分享价值”来接近和赢取外国受众的。根据“可分享价值”生成的难易程度，文化外交可分为以下层次：(1)政治或宗教等意识形态，这些领域集中体现国家之间差异性、排他性，因而文化外交的活动空间相对狭小；(2)基于现实需求而超越意识形态差别形成的合作制度，其文化兼容和妥协空间较大，各方对生成新的合作文化易持开明态度；(3)人文、艺术、教育等领域互通性和开放度较高，各国文化精英之间容易产生“价值迭加”，是建构彼此理解和亲近感的有效通道；(4)旅游、文化贸易、文化创意产业、新兴传媒乃至大众餐饮等民间、民营、民属的社会空间门槛最低，便于文化外交进入和施展身手，容易促进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共识”。(31)近30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精英政治式微，大众政治崛起，无论在双边领域，还是在多边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乃至议程设置能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显着上升，使得当代外交的目标次序发生改变，工作重心下沉，新兴政治力量和草根阶层成为重点争夺对象。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其首次访华的第一站选在首个《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地上海，通过与中国青年直接对话，释放“向中国学习”等善意，拉近与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被外界评论为“此行最大的亮点”。希拉里·克林顿在其担任国务卿期间曾力推“巧实力外交”，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不仅强调对传统“硬”、“软”力量的巧妙运用，更意在“打破过时的外交范式”，拓展外交维度和纵深，利用社交媒体等技术平台将外交触角伸向对象国的民间社会，让“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以形成有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民意压力甚至自发行动。2010年起连续发生在中东诸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正是美国通过新闻媒体及社交网站远程操纵的“虚拟”革命。(3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外交并非仅仅服务于政治目的，或脱离其他外交目标和手段而孤芳自赏、自行其是。文化外交还可以在推销“品牌产物”、促进留学产业等经济外交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众消费模式、生活样式和技术特长的对外输出不仅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文化效应，埃及古迹、欧洲建筑、美国快餐、日本柔道、南美拉丁舞皆为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