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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在新的国内和国际需求的重压之下，中国外交议程的次序必然发生改变，如何让外界理解中国已经成为首要使命。(43)历史似乎正在回归，文化外交再显身手的时机已悄然到来。为此，文化外交须加速改革，如同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一样，其发力点应集中于“供给侧”。

　　(一)创新指导思想，明确主流意识。当前世界各国的主流文化都呈现明显的复合特征，即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国主流文化同样面临传承、融合与创新的叁大使命。“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的渊源主要有叁种‘源流’：一是叁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叁是近30年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44)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正是需要将叁大源流打通和整合。客观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发展和繁荣中并未解决好这一问题，片面地“尊古”、“复古”或为商业文化所驱动，导致“叁种传统”在展现上失衡，格调下行趋势明显，文化乱象纷呈。受此影响，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重传统而轻现实的偏向，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俗的推介占比过高，并不能全部回应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需求和渴望。文化外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率先突破认识误区，在对外文化输出中鲜明地体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向世界推介一批集“叁种传统”于一体的优秀文化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45)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精神血脉，也是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是不同文化内核中相似度最高的意识和理性，因而其文化互通性和渗透力最强。20世纪40年代，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着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曾多次向公众演唱；(46)20世纪50、60年代，《屈原》由日本左翼剧社多次排演，并回访中国；(47)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女战士群体的壮美展现，给一代中国青年留下难忘的记忆；圣女贞德是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尊敬，同样题材的影片在好莱坞被一再翻拍。即使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依然在影视作品《郭明义》、《温州一家人》中得到较好的诠释。

　　精神层面文化的表现形式不限于文学、艺术、影视、展览等，也在工艺设计、建筑和园艺、技术发明、学术研究、各类传媒甚至网络游戏中得以体现。因此，文化外交应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城市文明、品牌文化、大众创新成果等作为基础性资源，与对外学术交流形成有机结合，因而更具时代感和代表性，更直接地回应外部受众的不同关切。这就需要文化外交主管部门转变传统观念和工作方式，改进服务意识，主动向各类文化资源领域伸出触角，及时获取需求信息，从而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新型合作网络。

　　(二)改革工作体制，提高功能定位。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外交，需要最广泛的参与、互动和传播，以达到最佳实施效果。特定属性决定其工作范畴、资源配置和运行规律更宽泛，更多样，更灵便。这就要求文化外交要实现集中和分散的辩证统一，其领导机构应具有较高权威性以利组织和管理，而执行部门则应专业化、分散化。目前的悖论是，一方面是指导文化外交的跨部门领导机构缺位；另一方面是文化主管部门授权不足，难以协调跨部门工作和整合各方力量形成高度统一的决策，同时，其执行权却过于集中没有下放。由此产生的弊端是工作机制“不统不分”，上不能集中调度各类文化外交资源，导致相关部门自行其是；下不能有效地引导、调动和利用各类专业团体、社会组织和民间参与者，容易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法充分展现现实中国的文化全貌。(48)事实上，文化、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动力轨迹不同，前者“自下而上”，具有更明显的自发性和自创意识。文化外交主管部门要重视来自基层、来自民间的对外交流意愿和具体创意，盘活蕴藏于人民群众的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扶持和外联服务，加大对民间力量的组织统合力度，更好地体现文化外交的“人民主体性”特色及优势。凡此种种，说明文化外交所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挑战是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加快文化发展和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推出更多符合时代特点和国际化要求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对外交流立法，强化各级立法、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改变以行政部门出台“红头文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实现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发展和文化竞争的潜力，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国内发展和对外竞争新形势、新要求；其次，应探索政府的文化领导体制改革，提升文化安全、文化外交在国家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增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和监管文化发展的能力。为此，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国家文化战略指导委员会，专司国内外文化动向和政策研究，制定相关方针和政策，综合协调文化改革和发展及对外交流等事务；再次，还应在外交工作体制上改进和加大相应的资源配置，探索集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驻外传媒、文化品牌于一体的新型文化输出工作机制，适度增加文化外交人员岗位，在驻重点对象国家使馆可设文化公使或公使衔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