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历史、现实的审视与思考【7】
三 中国的难点与思考
过去60多年来，中国文化外交的兴衰起伏与国内政治变化及对外政策调整大致同步，呈现出前后“两个30年”的具象。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外交地位特殊。这一时期，政治和经济外交受制于西方敌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国际活动空间十分有限，文化外交因而成为总体外交的主要工具，深得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曾将文化外交比作“先行者”、“播种机”，他指示对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开展友好工作，要先从民间入手，从文化入手，广交朋友。他亲自践行这一方针，并与智利诗人聂鲁达和画家万徒勒里里(Jose Venturelli)、古巴诗人纪廉(Nicolas Guillen)、巴西作家亚马多(Jorge Amado)等一批文化名人结下友谊。在后者的带动下，拉美许多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化协会，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推动各界人士访华，邀请中国文化界名人到访。(33)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较为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内部的文化资源，以周边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标开展工作，对争取广泛的外部同情，团结友好力量，扩大反帝反殖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塑造和平、正义、友善的国家形象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初创的中国文化外交也有其不足和缺陷。在冷战因素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的文化体制、外交理念表现出过度集中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等特征，行为者由宣传、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艺术、翻译出版等公立机构，以及官办对外友好团体构成，缺少公众的广泛参与。“革命文化”的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外交过于集中对新中国的形象建构，选题和叙事力避“封、资、修”之嫌，却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以及话语体系的生动性。特别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外交被激进的对外宣传活动所取代，文化外交体制基本废黜，参与人员或被“专政”，或被遣散、转行。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僵化的计划经济还使得中国文化产业规模、业态、产能难以充分发育并在文化外交中缺位。文化外交也从未将经济收益纳入其考量范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均不计成本。(34)
在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30多年中，文化外交随国家整体对外关系的快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首先体现在文化外交覆盖面得到极大的拓展，至2009年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境外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次，由于政府间主体外交的支持，文化外交的规模、规格和容量显着提升。21世纪以来，中国与法、英、德、意、西、俄、日等国先后合作举办大型“文化年”、“文化节”等专题活动；再次，通过开展双边、多边、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外交合作，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文化事务中地位和话语权；(35)最后，中国文化产业完成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并开始产生“外溢”，有望为文化外交提供坚实的市场资源和经济支撑。2016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产物出口国，出口贸易总值达61亿美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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